位于成都平原西北边缘的彭州博物馆，馆藏国家一级文物139件，位居全国市（县）级博物馆之冠。 （赵华敏/图）
（本文首发于2019年9月19日《南方周末》）
四川彭州博物馆藏有迄今最大的宋代金银器窑藏。透过这些珍贵的金银器，宋人的奢华精致生活，重现于世。宝物的主人为何将它们埋入地下？
随着更多的窖藏被发现，让今人窥探到南宋末年战争的残酷性远远超出了当时老百姓朴素的一厢情愿。
永别主人
大约南宋端平年间的一天，成都府路彭州城，夜已深，董宅的油灯还亮着，董家老老少少面色凝重，心事重重。几天前，城里来了些别处逃来的难民，听他们讲，蒙古人从大散关打进来了，一路攻破剑州（今剑阁县）、巴州（今巴中市），每到一处烧杀抢掠，甚至屠城，恐怕不多久就要打到彭州了。
彭州守备力量薄弱，如何抵挡得了如狼似虎的蒙古人？一旦蒙古人进城了，府上日常使用的金器、银器恐怕要被洗劫一空，众人商议了半天，决定将金银器掩埋起来，暂避风头。趁着夜黑风高，董宅的家丁在附近寻了处僻静地方，挖了个长1.2米、宽0.8米、高0.9米的大坑，并在坑底、四壁砌上青砖，大件的盆、注子放在下部，小件的酒盏、茶托垒在上面，最后，家丁找来三块大石板盖上去，填土掩埋。
就在董宅为金银器忧心忡忡之时，彭州城南，另一户人家同样听说了蒙古人即将到来的消息，也把家中的仿古青铜器挖坑掩埋起来。由于没有题记，我们并不清楚他们的确切身份，但宋朝的仿古青铜器一般为官宦人家所有，这户人家的身份应该颇为高贵。
董家人的担心不无道理，南宋端平三年（1236年），蒙古兵分三路伐宋，其中皇子阔端率领的西路军由大散关攻占汉中，并于同年9月沿古金牛道进入四川，仅用了一个多月便攻入成都城，尔后往川西攻破邛（邛崃）、彭（彭州）、汉（广汉），往川北焚烧潼（三台）、遂（遂宁），往川东扫荡万（万县）、开（开县）。四川生灵涂炭，一片狼藉。
几个月后，宋将贺靖收复成都，在城中收敛140余万具尸骨，城外更是无法计数。同样在端平三年，彭州城破，董姓也是命运多舛，在蒙古铁骑下成为冤魂（也有说法认为董家埋下金银器后，匆匆踏上流亡之路，只是因故未能返回故土，取走这批庞大的宝藏）。那些精美的金银器，从此在地下沉睡了750多年，直到1993年才再次为世人所知，只是打开窖藏的，早已不是当年的董姓了。
1993年11月5日，彭州天彭镇西大街建筑工地上，天色已晚，有工人在挖好的地基里看到一块石板，遂唤来同伴，想将石板撬回家砌猪圈。石板刚刚撬起，工人发现底下有个大坑，坑中堆满了黑乎乎的物件，掏出来一看，原来全是金银器！西大街挖到金银的消息不胫而走，成都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迅速赶到现场，将大石板挪开，满满一坑金银器出现在眼前——董宅的珍宝，终于重见天日了！
考古学上，像西大街这样因为战乱、灾难，古人特意藏匿财宝、器物的遗址，也称“窖藏”。经过清理，西大街窖藏共出土了350余件金银器，可辨认形状的343件，其中金器27件，银器316件，这也是中国迄今发现最大的宋代金银器窖藏。
350余件金银器，刻有铭文的有250余件，其中“董”“董宅”“陇西郡董宅”反复出现，这也成为判断金银器主人的关键证据。董姓最早居住在陇西郡（今甘肃兰州），后迁徙入蜀，来到彭州定居。部分金银器上也能零星地看到“齐”“东海郡逝娘置”“史氏妆奁”铭文，它们可能原非董宅所有，而是通过送礼、随嫁的方式来到了董宅。其中一件深腹素面杯上同时刻有“董”与“东海郡逝娘”铭文，东海郡即今江苏省东海县，不知这位逝娘，是否嫁到了董家，那套银杯便是娘家为她置办的嫁妆？
无酒不成席
西大街窖藏发掘完成后，其中115件金银器被评为一级文物，这也使得彭州博物馆成为中国区县博物馆的翘楚，有的博物馆总共才一两件一级文物，哪有彭州博物馆这么阔绰？离成都36公里的彭州博物馆是个仿古的院子，亭台轩榭，清雅幽静，信步其中，仿佛走进了当年董家的宅子，他们奢华精致的生活，犹在日复一日地上演着。
金银器以酒具数目最多，金菊花盏、金瓜盏、银酒托、龟游莲叶杯、银注子、银梅瓶……金菊花盏高4厘米，口径10.4厘米，重124克，小巧玲珑，工艺精湛，碗壁似层层菊瓣，碗底似花芯。金菊花盏的灵感，可能来自于故宫藏南宋册页《丛菊飞蝶图》，此画为南宋朱绍宗所作，丛菊盛开，蝴蝶飞舞。宋人金银器常常以诗词与画作为本，形成了独特的简约、雅致之风。
金菊花盏圈足有“绍熙改元舜字号”字样，绍熙为宋光宗年号，改元当在1190年，这也成为判定西大街窖藏年代的重要依据——既然出现绍熙年号，说明窖藏的年代当在此之后，结合蒙古入侵的历史事件，因此将西大街窖藏确定在端平年间。
金瓜盏高3.6厘米，口径6.8—10厘米，顶部鼓起的瓜脐，尾部的瓜蒂，由萼、藤、蔓扭成器柄，如同半块切开的瓜。学者扬之水在《宋元明金银器研究》一书中提出，宋人饮酒，宾客各有一酒盏，为了助兴，酒桌上还得有劝酒与玩赏的劝杯，金瓜盏就充当了这样的角色。《水浒传》第二十四回“王婆贪贿说风情 郓哥不岔闹茶肆”，武松要出远门，对武大郎的境遇很是担心，于是安排了个家宴，“酒至五巡，武松讨副劝杯，叫士兵筛了一杯酒”，可见像武大郎这样的家庭，也是要常备劝杯的。
龟游莲叶杯在西大街窖藏发现了十件，此杯特别之处在于杯底錾刻二十六曲荷叶一张，荷叶上趴了只小乌龟，可以想象，倘若倒上美酒，银杯便有水波荡漾的美感，而乌龟也似在水中潜游。《史记·龟策列传》有载：“龟千岁乃游于莲叶之上，蓍百茎共一根，又其所生，兽无虎狼，草无毒螯，江旁家人常蓄龟饮食之，以为能导引致气，有益于助衰养老。”宋人诗词中常常写到龟游莲叶杯，比如南宋诗人、金石学家洪适的这首《生查子》：“碧涧有神龟，千岁游莲叶。七十古来稀，寿母杯频接。”洪适参加姚母寿宴，席间即以龟游莲叶杯酌酒，此杯似多用于宋人祝寿场合。
金菊花盏、金瓜盏、龟游莲叶杯均为饮酒之器，宋人的酒席，还需有注子、梅瓶等温酒之器。注子由执壶与温碗组成，西大街窖藏共发现9套，又以这件凤鸟纹银注子最为奢华，执壶壶身满饰凤鸟、折枝牡丹、缠枝花纹，壶盖上的凤鸟头有着鹰一样的勾喙，连眼珠、睫毛皆清晰可见，头冠上扬，长长的羽毛似在迎风飘扬，与之配套的温碗同样装饰凤鸟、牡丹、缠枝花纹。
另一件象钮莲盖银注子则更为古朴，执壶壶盖之上立有银象，壶身錾刻卷草纹、三角形蝉纹、兽头纹，这些纹饰多见于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宋代仿古之风盛行，1996年3月，那户官宦人家的青铜器也在一次基建工程中露面，古色古香的铜琮、铜尊、铜甑重见天日，可见宋人的好古之风。
凤鸟纹银注子、象钮莲盖银注子带有强烈的辽金特色，辽墓壁画中便常能看到类似的注子，成都考古研究所谢涛研究员认为，这些银注子可能是宋朝专门组织加工的，进贡给强大的辽、金，抑或是与辽金进行贸易，其中一小部分也在宋朝境内流通。
此外，西大街窖藏还发现了银葵花盏、莲花形盏、狮纹盏、叫子升天夹层盏等等，董宅的宴会似乎颇为频繁。在考究的庭院中，董宅高朋满座，觥筹交错，推杯换盏，酒到酣时，主人令婢女取出金瓜盏，当主人捧着这精美的酒器来到面前，就算宾客已喝得酩酊大醉，也乐于一饮而尽吧？
董姓生活的南宋，金银器已是宋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物件，在一本名为《碎金》的书中，单酒器一项，作者就列出了樽、樏、果合、泛供、劝盏、劝盘、台盏、散盏、注子、偏提、盂、酒经、急需、酒罂、觞等诸多类别。宋人的笔记、文集中，有关金银器的记载就更多了，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这样描绘汴京酒楼中的金银器：“凡酒店中，不问何人，止两人对坐饮酒，亦须用注碗一副，盘盏两副，果菜碟各五片，水菜碗三五只，即银近百两矣。虽一人独饮，碗遂亦用银盂之类。”在汴京的会仙酒楼，哪怕只是两人小酌，桌上的金银器也近百两。宋朝南渡之后，在都城临安，酒楼奢华之风更甚，《武林旧事》里，“和乐楼，和风楼，中和楼，春风楼……每库设官妓数十人，各有金银酒器千两，以供饮客之用。”在临安的官方酒楼，日常使用的金银酒器，每楼不少于千两，甚至连夏天街头卖冷饮的小摊，提供给顾客的也是银器。
“董小姐”的首饰
董宅的女子，首饰盒中自然也少不了金银物什，西大街窖藏发现金钗十九支、金簪一支。金钗有圆头、方头两种式样，长约20厘米，钗头装饰小圆圈纹。金钗由两股簪子合成，使用时安插在双鬓之间，因为是女子的心爱之物，甚至用作女子别称，比如“金陵十三钗”。
宋人诗词中，钗时有出现，以诗人陆游的《钗头凤》最负盛名。古时男女分离，女人往往将头上的钗一分为二，一半自己留着，另一半赠予心上人，辛弃疾的《祝英台近》，“宝钗分，桃叶渡，烟柳暗南浦”，即是此意。
西大街窖藏还出土了一件金簪，长19.2厘米，簪头有一周联珠纹，内饰牡丹缠枝花纹，簪身以碎点线装饰卷云纹。古时女子年满15岁要举行加笄礼，这笄就是簪子，戴上簪子，也就意味着女子即将从少女成为人妇。正因为如此，古时女子出嫁，娘家要准备多种簪子，以备在婚后使用，这些簪子或在金银铺订购，或干脆请工匠来家中专门打造。
此前，中国各地多有金簪出土，比如江苏江阴夏港宋墓的金花头桥梁簪，堪称宋代金簪中的珍品，簪梁有五枚花头，花头中錾刻凤凰图案，并装饰牡丹与菊花；再比如南京幕府山明墓的金麒麟凤凰纹搔头式簪，一端为回首顾盼的麒麟，一端为翩翩起舞的凤凰。
我们已难以考证，这些金簪、金钗是哪位“董小姐”的心爱之物，簪身、钗身弯曲的折痕，似乎说明曾被经常使用。也许，在无数个清晨，董宅的女子梳洗之后，插上高贵的金钗、金簪，尔后操持一天的家务。南宋不论是大户人家，还是一般百姓，都得为家中女子置办几件首饰，就算借钱也在所不惜。宋人张仲文在《白獭髓·杭州流俗》中记载：“其或借债，等得钱，首先充饰门面，则有漆器装折，却日逐籴米而食，妻孥皆衣弊衣跣足，而带金银钗钏，夜则赁被而宿。似此者，非不知为费，欲其外观之美而中心乐为之耳。”贫穷得晚上都要租被子睡觉，女子却还要戴着金银钗钏，这似乎也只有追求极致生活品位的宋朝人才做得出来吧！
注子由执壶与温碗组成，图为象钮莲盖银注子，执壶壶盖之上立有银象，壶身纹饰多见于商周时期的青铜器。 （李绪成、李升/图）
凤鸟纹银注子高31厘米，与温碗配套，凤鸟勾喙如鹰，冠毛长飘。这两套银注子都带有强烈的辽金风格。 （李绪成、李升/图）
工匠张十二郎们
不少金簪、金钗上刻有铭文，“张十二郎记”“何□三郎记”，以及“瞿家十分”“寺街张家”“张家十分”“汪家造十分”。张十二郎、何□三郎即是生产金簪、金钗的工匠，唐宋时期男子多以辈次称郎，《水浒传》的武大郎、武二郎即由此而来。寺街张家、汪家造、瞿家则是商号之名，诸如“十分”的说法，并不一定代表商品的成色就是十分，而是商家的广告语，意思是自家打制的金银器分量足，成色好。
其他金银器上，还有“王家造十分”“公家十分”“袁家十分”“周家十分”“木家十分记”“陈家打造十分”“寺街陈家”“吉庆号”“德号”“袁字号”铭文。有意思的是，每家商铺出现在一种或者一套器物上，说明当时社会分工之细，每家商铺都有自己最拿手的商品。比起唐代，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社会分工，私营作坊数目急剧增长，工匠地位也大为提高，有工匠甚至因为手艺高超得到宋真宗接见。
同样在《东京梦华录》中，也有诸多金银器商家的记载，“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银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听闻。”南通一巷是汴京金银帛的交易场所，交易额动辄千万，数额巨大的金银交易，背后是社会对于金银器的庞大需求。宋朝地方城市中也有为数众多的金银铺，四川德阳孝泉镇发现的一处窖藏，即是“德阳孝泉周家”所制。
窖藏背后的死生契阔
从上世纪50年代始，四川各地已发现宋代窖藏近百处。1959年3月22日，德阳孝泉镇农人耕地时挖出一处窖藏，117件银器装在一件四耳罐中，包括梅瓶、注子、酒托、香薰炉等等，罐外散布“崇宁通宝”铜钱80余公斤。从铭文来看，银器是德阳孝泉周家与洛阳庞家所造，所有者是当地沈宅、冯宅与马宅。
1981年8月，成都双流区加禾村一处窖藏浮出水面，内有银铤与金银首饰共19件，其中银铤6件。银铤为宋代货币，其中一件上，“南平军庆元二年夏季经总银二十五两专库官张□□，库官邓行人□林嵩春二十六两钱”题记犹存，南平军在今重庆南川区一带，庆元为宋宁宗年号，庆元二年为1196年。
1982年，广安市广福莲花桥也发现一处宋代窖藏，破旧的陶坛中装有铜器八十余件：瓶、盘、琮式壶、蒜头壶、烛台、镜、辟邪，还有端砚两方。五年后，又一处宋代窖藏在广安市大良乡大良村露面，铁罐中有影青瓷、黑釉碗、青瓷碟等六十余件。大良村南宋末年建有大良城，是宋朝抗击蒙古人的城堡之一。
此外，剑阁县、绵阳市、安县、什邡市、金堂县、大邑县、彭山县、青神县、雅安市、平武县、江油市、三台县，也屡屡有宋代窖藏出土。窖藏中的文物，有金银器、青铜器、瓷器、文玩以及银铤、铜钱，就金银器而言，四川窖藏金银器已发现近500件，约占中国宋代出土金银器一半。南宋临安今天所在的浙江省也只是有零星出土宋代窖藏，远不如四川数量之多。
如此集中的宋代窖藏在四川出现，背后究竟有何玄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苹芳先生在查看了四川窖藏史料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第一，窖藏的年代，大都集中在南宋宁宗嘉定年间至南宋灭亡期间；第二，窖藏的分布地，大多是昔日的行政中心或军事重镇。1236年，蒙古军兵分三路，西路攻四川，中路攻荆襄，东路攻两淮，四川“凡破四川府州数十，残其七八”，军、府、州、县遭遇重创，大难临头，百姓纷纷将家中值钱的家当掩埋起来，这是宋代窖藏出现的主要原因。
七百多年前，听闻蒙古铁骑入侵的消息，董宅将金银器埋在地下，他们或许没有想到，在四川许多地方，其他惊慌失措的宋人也纷纷将家中宝贝掩埋起来。然而，战争的残酷性远远超过了他们朴素的一厢情愿，这些百姓的命运，或背井离乡，或葬身战火，再也没有机会回来取出当年的埋藏。精美的窖藏被尘封在地下，同样被尘封的，还有宋人奢华精致的生活——推杯换盏、鬓影衣香……
萧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