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长期战乱、灾荒、医疗资源匮乏、卫生习惯差等原因，鼠疫、霍乱、天花、血吸虫病等传染病在我国不同程度发生，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1949年下半年，内蒙古发生鼠疫疫情，并传播至河北一带。据统计，1950年至1954年，全国8个省（区）有6868人感染鼠疫，死亡2268人，死亡率为33.02%。
霍乱从1820年传入我国，至1948年，我国发生大小霍乱疫情近百次，给人民群众造成了深重灾难。从1939年至1947年，全国霍乱发病人数达8万多人，死亡11000多人。
1950年，全国天花患者共43286人，到1954年仍有13个省出现天花病例。
此外，血吸虫病、疟疾、丝虫病、钩虫病和黑热病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流行最广、危害最大的五种寄生虫病，以血吸虫病危害最大。到1949年，疫区遍及长江以南各省份，患者达1200万人，受感染威胁的人口超过1亿。
面对各类传染病的侵袭，党和政府带领灾区群众大力开展抗疫斗争，逐步形成了卓有成效的抗疫体制、抗疫网络、抗疫举措、抗疫防线。
全国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抗疫斗争，始终把其当作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抗疫体制。
01
制定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
分别于1950年8月、1952年12月、1953年12月召开三次全国卫生会议，制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逐步恢复、整顿、发展医疗卫生机构，集中力量迅速控制和消灭危害严重的传染病。
卫生“五净”
02
建立健全抗疫领导与防治机构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了由党委领导负责的抗疫领导与防治机构。
1949年10月，在毛泽东指示下，中央防疫委员会开始组建，随后成立中国卫生防疫总队，并在各级行政区域设立防疫站（所）等一系列防疫机构。
同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正式成立，由该部下设的公共卫生局负责全国卫生防疫工作的组织和领导。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各县和市辖区等均设有卫生厅（局），其内部都建立了卫生防疫处。
承德市档案馆馆藏：1949年11月，《群众日报》刊发《中央防疫委员会决定成立防疫总队》消息
03
构建抗疫制度体系
国家通过颁布一系列法律、规章和政策，构建起抗疫制度体系。1951年4月，全国防疫专业会议制定了19种传染病防治方案、《法定传染病管理条例草案》以及相关规章制度。同年9月，《关于加强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指示》颁布，对全国防疫工作作出全面部署。1955年，卫生部颁布《传染病管理办法》，将传染病分为甲、乙两类，建立传染病疫情报告制度。
04
构建自上而下的抗疫网络
成立专业性的各级抗疫组织。1950年初，卫生部依据全国疫情流行的紧急情况，及时成立从中央到地方的防疫队（站）。到1950年底，我国已有88个专业防疫队，建成中央及地方防疫站61个。在县、区、村建立了全民所有制的卫生院（所），“要求城市的每个街道和农村的每个乡都要有医疗卫生机构”。
同时，整合群众性的基层抗疫力量。大力提倡恢复或建立群众性的医药卫生团体，如红十字会、医药联合会等，将各种医药卫生人员团结起来，共同抗击传染病。
05
采取务实高效的抗疫举措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抗疫斗争，借鉴了我国古代应对瘟疫采取的隔离传染源、药物治疗、免疫治疗等方式，并结合实际采取了务实高效的抗击举措。
一是封锁隔离、切断传染源。为防止传染病传播、蔓延，各地严格执行封锁隔离，杜绝疫情的扩大传播。
二是坚持中西医结合。面对医疗资源匮乏、药品供应不足的情况，制定了“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方针。
三是推行预防接种。战胜疫情的最有效手段是疫苗研发与接种。通过接种和预防注射，提高了广大群众的免疫力，阻止了传染病的滋生和蔓延。
06
实行群防群治的抗疫战线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实现全民动员、全民参与、群防群治，逐渐构筑起较为严密的抗疫防线，彰显出强大的动员能力。
小学生在街头进行讲卫生宣传
一是大力开展抗疫宣传工作。各级政府运用多元化的宣传方式，以报纸、快板、广播、口号、展览会等各种形式，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抗疫宣传动员。除宣传形式形象生动外，宣传内容多以真人真事为主，强化了抗疫知识在群众中的普及力度。
人们走上街头宣传爱国卫生运动
二是广泛开展清洁卫生运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快速建立卫生抗疫体系，党和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规模空前的清洁卫生运动，减少和预防传染病的发生。主要包括：1949—1952年以环境卫生清洁大扫除为中心的卫生运动、1952—1954年以反美细菌战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1955年以后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等。持续不断的清洁卫生运动，对于改善城乡环境卫生、消灭传染病等都有着良好的促进作用。
三是动员多方力量参与。在抗疫斗争中，“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在抗疫斗争中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激发了疫区人民群众的参与热情。
总之，在党的领导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抗疫斗争取得了显著成绩。鼠疫基本消失，天花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急剧下降，血吸虫病、疟疾、黑热病等传染病也得到了有效控制。抗疫斗争改善了城乡卫生环境，使人民群众养成了清洁卫生习惯，使科学的抗疫理念深入人心。
河北
旧中国时期的河北，多灾多疫。麻疹、天花、伤寒、霍乱、痢疾等多种传染病轮番逞凶，给广大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和灾难。新中国成立初期，河北传染病爆发频繁，种类繁多，危害巨大。面对传染病的肆虐，刚刚行使国家治理职能的新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使疫病防控工作取得了重大成效。
01
实行计划免疫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多次发文，反复强调对于危害最大的疫病如天花要加强预防接种，对其他疫病如伤寒、鼠疫、霍乱等则要加强预防注射。
接种水痘
河北省积极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在工业城市重点进行了预防注射。在地处坝上的康保、张北等疫情重点地区对数万人进行了疫苗注射。
为儿童接种牛痘
在1949年至1952年，20岁以下的青少年普遍进行了结核菌素试验和接种卡介苗。8岁以下的学生进行了白喉类毒素的注射。广大人民群众则普遍接种牛痘和注射四联疫菌苗。
02
清洁消毒
清洁消毒、除灭害虫，能起到切断传染病传播途径的作用，也可以弥补某些传染病无特效治疗药物的缺陷。
1954年，察张联防工作指挥部实施预防性药物杀虫工作，使用的药物种类主要为0.5%六六粉，使用的工具有手摇喷粉器、鼠洞送药勺等。
1958年，少年捕鼠模范在制作工具
当时的预防性药物杀虫，主要是由农村青年和妇女在防疫人员的指导下进行的，因此工作中还培养了大批的群众消毒人员。
03
建立疫情报告制度
信息的畅通是有效控制疫情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1950年9月，河北省政府成立防疫大队。
1956年11月26日，河北省根据卫生部《传染病管理办法》，结合河北省具体的情况，制定了《河北省传染病管理实施细则》，规定河北甲类传染病应即时以电话或其他快捷方法报告，在城市最迟不超过2小时，乡村最迟不超过6小时。乙类传染病不能迟于发现后24小时，丙类传染病不得迟于发现后72小时。
河北省档案馆藏：1950年3月，由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杨秀峰签发的《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春季卫生防疫工作的指示》。
为了减少疫情漏报率，很多地方采取了医疗箱、黑板报的形式，及时搜集基层的疫情信息。有的地方将摊贩、电话修理员、房租收费员、三轮车工人等终日与群众频繁接触的人员加入疫情报告队伍，扩大了疫情报告面。
04
快速有效的疫区处理
对于突发性的急性传染病如鼠疫、霍乱等，快速有效的疫区处理是防止疫病扩散和蔓延的关键。
例如，针对鼠疫，《河北省传染病管理实施细则》规定，卫生人员在接到疫情报告后，应迅速赶到现场，抢救病人，同时彻底进行病人或病死家属的消毒，及进行健康者的留验及封锁隔离。然后对病人所在的整个居民点进行消毒和灭蚤工作，在最后一个病例发生后九天无续发病发生时，可以解除封锁。
少先队员在街头大扫除
同时规定，疫区周围半径10公里以内的居民点亦应进行灭鼠灭蚤工作和加强环境卫生工作。
05
交通检疫与隔离
防止疫病扩散，快速有效的疫区检疫处理必不可少。
1951年2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颁布了《民用航空检疫办法》。根据检疫办法，张家口鼠疫检疫处在交通要道张北县狼窝沟、沽源、康保、化德、宝昌等地设立了交通检疫站六个，检疫的主要对象为乘汽车南去的旅客，规定凡在上述各县乘汽车南去的旅客乘车前须检查体温。体温过高者进行体格检查。体温不高或虽体温略高，但经检查非鼠疫之乘客，发给检疫证后方准乘车。张北狼窝沟检疫站负责收验检验证，并对中途乘客之未经检疫者进行检疫。
对传染病患者的隔离是传染病救疗过程中的又一项重要措施。在河北省发出的《1954年麻疹防治工作通知》中，要求群众不串门探亲或进入公共场所，在麻疹流行季节尽量减少儿童的活动范围；教育母亲们学会对麻疹病人的处理方法。此外，加强医院、诊所对病人的候诊教育，严格注意因就诊而感染麻疹的问题。
石家庄
解放前，石家庄地区的医药卫生事业处于落后状态，各种传染病肆虐。石家庄解放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一改旧社会缺医少药的状态，在较短时间内消灭了鼠疫、霍乱、天花等甲类传染病，乙脑、白喉等乙类传染病得到控制。
01
成立专职卫生防疫机构
卫生防疫机构是贯彻新中国“预防为主”卫生工作方针的主力军。1951年，石家庄专区防疫队成立(后改称石家庄专区卫生防疫站)；次年9月，石家庄市卫生工作站成立(1953年5月更名为石家庄市卫生防疫站)。到1957年，石家庄地区建立起了地、市、县、区各级卫生防疫机构。
解放后，卫生部门对群众进行疫苗接种
这些防疫机构担负着辖区内各种传染病的预防，食品、环境、学校卫生的监督监测，媒介昆虫的调查，食品、服务等行业人员的健康检查及防病灭病知识的宣传等工作。
02
实行计划免疫
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之一。新中国成立前，石家庄地区的预防接种工作主要由社会上的私人医生完成，接种疫苗类型单一，主要是牛痘疫苗，且普及率低，难以有效应对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为确保人民健康，大力生产生物制品，实行免费接种。初期，预防接种工作由卫生行政部门组织领导实施。1956年各县卫生防疫站普遍成立后，计划免疫工作专门由卫生防疫部门负责。每年按季节根据各类疫苗供应数量，组织各医疗单位进行突击接种。
接种流感活疫苗
1953年至1957年，石家庄市为94888人免疫接种了白喉疫苗；为63607人接种了百日咳疫苗；为17527人接种了牛痘疫苗；为209997人接种了流行性乙型脑炎疫苗；为263925人接种了伤寒三联疫苗。
03
建立疫情报告制度
石家庄地区落实国家卫生部有关规定，在地、市、县、区各级医疗卫生单位建立了疫情报告制度，并在各街道卫生院(办事处)设专(兼)职防疫医生，主管传染病登记、报卡、统计与核实，按各类传染病的报告时限向上级卫生防疫部门报告。
04
开展病毒研究
对传染病病毒的研究，对预防、诊断、治疗乃至最终消灭传染性疾病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1953年，石家庄的“脑炎”防治研究小组在20份标本中，分离出脑炎病毒三株，经国家卫生部研究院鉴定为日本流行性乙脑病毒，首次填补了河北省乙脑病株的空白。
1956年8月，石家庄市卫生防疫站先后两次从乙脑病尸脑组织中分离出一株乙型脑炎病毒株，定名为高顺生株。另一株乙型脑炎病毒株，定名为石卫防研字第2号脑炎病株。
1954年秋，市传染病医院中医师郭可明创造的乙脑治疗方法受到国家卫生部的奖励，并在全国推广。1956年，郭可明在北京怀仁堂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05
掀起爱国卫生运动
良好的卫生习惯、干净整洁的生活环境有助于防止病毒滋生，切断病毒传播途径。新中国成立后，石家庄地区广泛开展了清洁扫除、改造井台、改良厕所及捕鼠、灭蝇、防蚊、灭蚤等群众性卫生运动。
充满年代感的爱国卫生运动宣传画
06
卫生宣传教育
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还比较低，许多人是文盲、半文盲。为了将专业的卫生防疫知识以通俗易懂的形式介绍给群众，石家庄地区抽调大批人员深入城乡，利用电影、幻灯、讲座和集市庙会展览等形式开展卫生宣传教育。仅1953年一年，石家庄市就放映电影110多场次，受益观众达2万多人次；举办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383场次，受益人数达20多万人次。
来源：综合人民网、“冀小兰”微信公众号、石家庄党史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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