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贸易泛指民族之间或诸侯国之间，在和平环境条件下，为了各自生活与生产所需，在长城边境所开展的市场交易。
自中国长城产生以来，长城内外的关系除了战争中的攻防，在其缓和时期，就直接承担了经济功能，长城内外的人民在长城沿线开展贸易。促使一些关隘和城堡逐渐形成了固定贸易的场所，甚至后来发展成国际贸易口岸，使越来越多的商人迁徙在这些军事要塞定居生活。
长城具有军事与商业功能，曾是普通百姓的生活场所；长城沿线的关隘和城堡，只有很少一部分废弃成为遗址，或开发为景区，绝大多数发展演变为现代城镇或乡村。据不完全统计，长城沿线2200多关堡中，有超过半数发展成为当代聚落，从村镇到城市不一而足，这应该都与长城经济贸易有关，是长城经济贸易带来的附属效应。历史上，各个朝代虽然通过军事化将军队和百姓迁徙到长城一线，但要把这些移民固定下来繁衍生息，却靠的是长城经济贸易。
这里所述“大同长城贸易”，属大同地区与草原民族在长城沿线开展的市场交易。包括“和亲贸易”“和议贸易”与“马市贸易”等。
一、贸易起源
贸易的起源与人类的社会生存发展密切相关。地球上自从有了人类，开始生活在以狩猎为主要生活资本来源的原始社会状态中，遂逐步走向文明，由散漫野蛮的群居逐渐发展为比较固定的聚落、部落和村落。人口的逐渐增多和繁衍生息需要经济基础的支撑，需要安全可靠的政治机构的统治调控与救助，需要赖以生存的精神文化家园，最后走向以城镇化为中心的大规模聚集状态，城镇成为地域政治、经济与文化摇篮，乃至最终形成国家。然而，人类繁衍生息发展壮大走向文明的过程，始终有贸易的伴随，贸易与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有着紧密的联系，是非常活跃的起着保障与催化作用的积极因素。应该说，是贸易推动和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何为贸易？“市井”应是贸易的初始形态。《史记·正义》云：“古者相聚汲水，有物使卖，因成市，故云‘市井’”《史记》，中华书局，1987年12月版第八册第2524页。这个最初始的社会交易形态——“市井”，拉开了贸易的序幕。《史记》又云：“古制八家为一井，后借指人口聚居的地方或乡里；乡井、市井、井邑。四井为邑”《史记》，中华书局，1987年12月版第六册第1772页。古时，凡人口聚居，必有物品相交换；如果是京邑，所交易的物品更趋频繁热闹。
《史记·索隐》郑玄注《周礼》云：“行曰商，处曰贾”《史记》，中华书局，1987年12月版第八册第2505页。引用的是《周礼·天官·大宰》之职语：“以九职任万民……六曰商贾，阜通货贿”。这应是贸易在“市井”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通称“商贾”。分开解释，“商”是指组织货源通过车辆马匹运输货物转手倒卖而专门从事远程贩运的人，“服牛辂马，以周四方”指的就是这些人，即人们把贩运贸易的人叫做“商”；“贾”是指建立固定门店或摊位做交易，即“居肆列货，以待民来”，直接向消费者售卖“以求其利”，因而将坐售货物的人叫做“贾”。
中国历史虽然长期处于封建农业社会，比西方国家进入现代商业社会晚一个世纪，但商业贸易早在奴隶制时期的商代和西周就已经产生了。在商朝进入繁盛时期，一部分商族人就经常到周边民族地区，以农贸产品互换方式做交易。因此，在外族人心目中，做买卖的就是商族人，因而有了“商朝”。商朝灭亡后，商族人做买卖的就更多了，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虽然买卖人已不再以商族人为主体，但人们仍习惯把“商人”作为买卖人的通称。“行曰商，处曰贾”就是流行在商朝的话语而沿袭下来。
商朝，商贾贸易繁荣，农耕经济已相当发达，手工业也空前发展，北方游牧民族与殷商贸易交流频繁。到了西周，周公颁布赦命，允许民众开展商贸活动，用所得收入孝养父母。随着畜牧业、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商贾贸易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贸易交流也一步步发展起来
到了春秋时期，商贾被列为四民之一。《左传》称“商农工贾，不败其业”（宣公十二年）；又称“商工皂隶，不知迁业”（襄公九年）。尽管此时商人的社会地位还很低下；但在官府直接控制下的“工商食官”商人，已经是一种专门职业了。所以，齐桓公问管仲曰：“成民之事者若何？”管子对曰：“四民者，勿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其事易。”公曰：“处士、农、工、商若何？”管子对曰：“昔圣王之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均见《国语·齐语》）。商人必须善于“观凶饥，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能够“服牛辂马，以周四方，料多少，求贵贱”（《管子·小匡》）。
还是春秋时期，公社内部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内部分工。《左传》昭公十六年载，晋国韩宣子要郑国商人的玉环，子产不给。后来郑国商人虽然私下同意，但他却说：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嵩、藜、藋，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恃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来辱，而谓敝邑强夺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诸侯，必不为也”。这个商人既然不能自主经营，尚是“工商食官”下的商人无疑。可见，当时的商业活动，虽在市场上进行，“处商就市井”（《国语·齐语》）；但是根据当时的管理制度，市场由朝廷垄断，掌控物价。又据《左传》载，郑、卫、宋国都有诸师（《左传》襄公二十年、昭公二十年）；鲁国有贾正（《左传》昭公二十五年）等官吏管理市场。
春秋时代虽然以“官商”为主，但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有了公社所有制，使井田制度逐渐量变，列国中出现了有钱有势的大商人。例如：《国语·晋语八》云：“夫绛之富商，韦藩木楗，以过于朝，唯其功庸少也；而能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而无寻尺之禄”。这些富商大贾，显然已非“官商”，而是“无寻尺之禄”的“私商”，积累了大量财富，常常经营高利贷，所以《晋语八》中，也就有了栾桓子“假贷”的记录。
我国北部大漠草原游牧民族与渔猎民族，长期过着“鞍马为家”“车帐为室”，逐水草而迁徙的游牧生活。游牧经济社会生产和单一的生活环境，困扰制约着他们的生存保障，在日常生产和生活中，所需一部分工具、食品、布帛、绸缎和各种手工业产品等，仰仗于中原农耕社会的供应。早在3000多年以前，北方草原民族就在经济、文化方面与中原交往密切。随着秦、赵、燕三国北方疆土的不断扩大，诸侯国之间以及中原诸侯国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交流日益深入，商贾贸易活动也有了更大发展，并涌现出了一些巨商富贾。诸如春秋时期的范蠡、战国时期的吕不韦。《史记·货殖列传》曾云：“从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从中看出，春秋战国时的商贾贸易活动已相当活跃。其时，大同属赵国所辖，与长城外的草原民族有着频繁的商贸交流。《史记》中，司马迁曾描述过一个叫做乌氏倮的商人，他先是从事畜牧业，等到把牲畜卖了，购买大量丝绸和奇异之物，暗中献给戎王；戎王又以十倍的东西相赠，送他大量牲畜，至使乌氏倮的牲畜多到无法计算，只能以山谷作为计量单位。
在漫长历史过程中，无论华夏汉族的统治者居于统辖全国尊主地位，还是北方游牧民族统治者占居中原王朝时期，总的趋势是占居中原王朝统治者与占居边陲民族（部落联盟）主导地位统治者（奴隶主）之间，虽有过多次诉诸军事的对抗矛盾；但更多时期都是化干戈为玉帛，通过中原与北方草原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化解矛盾冲突。其中，“互市”起着互通有无的重要媒介作用。两族一旦失去平衡，或草原民族遭到中原王朝拒绝，就不惜以血的代价，发动武力侵犯掠夺，以获得所需各种物品。这对终年熬炼生活在马背上驰骋不息的游牧民族而言，发动大规模的掠夺战争，也是一种生产手段。“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史记·匈奴列传》为抵御戎、狄、胡等部落联盟形成的一个个军事集团的进攻，先是秦、赵、燕修筑了长城，后由秦始皇在三国长城基础上修筑了万里长城。至此，中原王朝与草原民族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就阻止在长城沿线，从而出现了北方长城关口贸易现象，以至沿袭下来。
二、禁榷制度与榷场
中国漫长的贸易历史，产生出现了“禁榷制度”和“榷场”这两个与贸易或与长城贸易有关的名词，而且都与北方草原民族交易有关，并受到一定政治气候的影响。
在各个朝代市场商品交易或长城贸易中，大多商品是可以自由交易的，但有些商品不是那么随意交易的，而要受国家统治阶层严格的控制，这便有了“禁榷制度”。
禁榷制度起源于春秋时期的齐国。齐桓公时期，齐国的丞相管仲，实施了盐铁专卖制度，相随有了禁榷制度，是将某些专有产品纳入国家的专营之中。
管仲在齐国大力发展制盐业，将盐卖到了很多诸侯国，因而凡在齐国制盐的商人很赚钱。为了将这种制盐业的利润纳入国库，管仲强制由国家来经营制盐业，将盐列为国家专营产品，只需雇佣少量的人工，就可获大的利润。
“榷”，《广雅·释室》：独梁也。《说文》：水榷横木,所以渡者也。《初学记》：独木之桥曰榷。总之，榷之义为单独。引申到贸易，即指某些商品的专营专卖，专其利使入官也，并含有税收的意义（见《汉书·武帝纪）。《文献通考》曰：“其擅加杂榷,率一切宜停”；又《汉书·武帝纪》曰：“初榷酒酤”；《汉书·车千秋传》曰：“自以为国家兴榷筦之利”。如:榷茶，即由官方专卖茶叶，以独占其利；榷货，由官方专卖货物而享专利；榷酤，由官方专利卖酒；榷盐，由官方专卖食盐。
汉武帝时期，对外同匈奴作战，需要花费大量钱财；对内，有很多诸侯势力把持地方税率，直接影响朝廷的财政收入。于是，汉武帝将制铁、制盐、制瓷纳入国家专营，禁止地方上经营。这一政策增大了朝廷财政收入。
因禁榷制度的实施，榷场相应的产生了，为一些专营专卖商品规划了特殊的交易市场。《辞海》释曰：“榷场是宋辽金元时期位于民族政权交界地区所设的互市市场。场内贸易由官吏主持，除官营贸易外，商人须纳税、交牙钱、领得证明文件（关子、标子、关引等）方能交易。宋初同南唐通市，在汉阳、郸口等地设置榷署。宋太宗赵光义太平兴国二年 (公元977年) 后在镇、易、雄、霸等州设榷务同辽贸易，辽也在南疆设榷场同宋贸易。南宋与金在边境设立榷场，贸易比较发达。元灭宋前，双方也于边境设榷场贸易，但管制较严，地点、货物、交易方法都有限制，而且兴废无常。”
《辞海》将“榷场”解释在宋辽金时期，是因为当时南北朝将交易市场彻底放开的原因。禁榷制度缘于盐的专卖，后来又随带了铁、茶、酒等。既然这些特殊商品专营专卖，就得设置专卖市场，即使在常规市场，也会辟出一块地方来搞专营。但这个特殊的专营专卖场所需要冠一个名称，或者老百姓去这个地方购买这种特殊商品时也得有一个对场所的称呼，于是“榷场”就成了俗语。禁榷制度始自春秋，既然制订和形成了一种制度，就得广布天下，人人皆知，对交易市场的管理更严格，榷场诠释着这种理念。
汉武帝时实行盐铁官营，禁榷制度便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制度。禁榷制度的沿袭，一些特殊商品始终掌控在中原王朝手里，北方草原民族要想获得这些商品，就得通过特殊渠道或花大价钱，甚至不惜生命冒险入侵抢掠。到了宋辽金时期，北方草原民族深入中原腹地，南北朝界已划在襄阳，盐、铁、茶、酒对北方民族来说，已不是紧缺商品了，受国与国竞价竞销市场贸易规律的影响，这些特殊商品的营销彻底放开，于是就有了真正意义的“榷场”概念。但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具有“榷场”商品内容的交易市场，在北方长城沿线设置的时间最长。现作一简要回顾：
宋太宗赵光义时期，宋辽间就已在宋境的镇州（今河北正定）等地设置榷场，不久即因宋辽战争而罢。
澶渊之盟后，宋、辽之间，主要有在宋境的雄州（今河北雄县）、霸州（今河北霸州）、安肃军（今河北徐水）、广信军（今河北徐水西）设置的四榷场，以及辽境的新城（今河北新城东南）榷场。
宋、夏之间，先于景德四年（1007）在保安军（今陕西志丹）置榷场互市，后来又在镇戎军（今宁夏固原）等地置榷场。
在宋仁宗赵祯、宋神宗赵顼等时期，榷场都曾因战争而一度废罢。
辽、夏间则有在辽境的振武军（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设置的榷场。
金立国，于1141年与南宋订立和约，划定疆界设置榷场（见“绍兴和议”）。
此后 ，宋金之间先后在宋境的盱眙（今江苏盱眙）、光州（今河南潢川），安丰军花靥镇（今安徽寿县西北）、枣阳（今湖北枣阳）以及金境的泗州（今江苏境内）、寿州（今安徽凤台）、蔡州（今河南汝南）、唐州（今河南唐县）、邓州（今河南邓州）、颍州（今安徽阜阳）、息州（今河南息县）、凤翔府（今陕西凤翔）、秦州（今甘肃天水）、巩州（今甘肃陇西）、洮州（今甘肃临潭）等地置立榷场。
夏间榷场，则主要在金境的兰州、保安州（今陕西志丹）、绥德州（今陕西绥德）、以及东胜州（今内蒙古托克托）、环州（今甘肃环县）等地。
此外，辽朝于保州（今丹东市东）等地，金朝于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西北过腰带、银瓮口等地设有榷场，与高丽及周边民族开展互市贸易。
当金灭亡前夕，蒙古与南宋，曾经连兵合纵进攻完颜氏皇帝最后的“驻跸”处蔡州。宋帅臣史嵩之军运粮十万石给南北军，且置榷场于城南进行贸易。
榷场贸易的商品：
榷场贸易与榷场制度是有区别的，榷场贸易往往包含了所有的交易物品，榷场制度限定着其中特殊商品的交易。受官方的严格控制，宋辽金都各有自己严格的榷场制度，军用物资一般都严禁出境。官府有贸易优先权；榷场领辖于所在地区的监司及州军长吏，另设专官，稽查货物，征收商税。
中原及江南地区向北方输出的主要是农产品及手工业制品以及海外香药之类；辽、金、夏地区输往南方的商品则有牲畜、皮货、药材、珠玉、青白盐等。
宋金榷场制度规定：小商人10人结保，每次携一半货物到对方榷场交易；大商人悉拘之，以待对方商贡前来，同时还有官牙人评定货色等级，兜揽承交，收取牙税，交易双方须由官牙人从中斡旋，不得直接接触。
对于一个民族或民族与民族之间，贸易是经济交流的媒介；但沿长城的经济交流属特殊的贸易，虽然当时民间走私贸易十分活跃，榷场贸易仍是不同政权在各地区之间进行经济交流的重要途径与平台。
榷场的出现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它的意义丝毫不逊于西部的丝绸之路。随着北方草原民族退缩到长城外，榷场仍然是长城市场贸易的称呼。
由于一些管控的商品受到禁例，引申到长城也有了榷场的概念。宋辽金元王朝，北方的契丹、女真、蒙古等游牧、渔猎民族虽然深入中原腹地，辽金元都曾对中原王朝连续发动过征伐战争，但南北朝对垒的边贸交易始终没有断开，长期维持着岁帑赠遗和贸易交换的关系，对管控商品已难成禁例，榷场成为统称。可这个统称只限定在中原与北方民族的边界，除了朝廷间遣使馈遗绵帛金币外，双方的贸易交换主要是通过榷场进行。此外还有双方经常接触的通事、殿侍等之间的“私相贸易”，或通过“行铺收买货色” 等合法（朝廷允许的）和违禁走私贸易活动也很普遍。
古代因“市”有了“榷场”，最终将榷场固定在长城沿线上，大同作为与草原民族交往最直接最密切的地带，榷场设置的也多，与马市往往成为混称或通称；然而长城市场一但上升到榷场概念，其设置与管理非常严格，尤其对长城贸易“关市”，涉及到民族政策以及国家利益与安全，仅次于“戎与祀”的国之大事。因此，对于长城榷场的建立、管理有一套完善的法规。
榷场或马市为方形，四周夯筑围墙，设有“市长、市丞”专门管理交易。
总之，长城贸易须臾不可或缺，这种互易既能解决生产工具与生活用品的短缺，也是统治阶级契税收入的主要来源，无论中原王朝还是游牧民族政权，对这种交流与互市的管理，向来作为朝廷重要统辖的机构。这种特殊机关在大同长城频繁贸易中，体现的最为明显，保留和延续的时间也最长。因而大同榷场与大同马市往往成为同一内容的混称，甚至由榷场代称马市。
三、和亲贸易
由周朝分封制所形成的诸多诸侯国，孕育发展为春秋战国时期相互之间的纷争打斗与对抗，各国为了保证各自疆土的完整和延续发展，从智慧的谋划、军事运用与外交手段，都使出了浑身解数，但难以摆脱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事物发展规律，最终被秦国吞并六雄一统天下。受地理条件与自然气候的影响，留下了中原与草原两大部族。靠游牧生存的草原部族与靠农耕生产的中原部族，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形成势均力敌的对抗碰撞，万里长城应运而生，于是有了长城时有时无的和平与战争，有了或许出于无奈的联姻联盟，有了包括榷场在内的通关互市、绢马互市、茶马互市，可统称为长城贸易。然而，这种贸易是在和亲与和平、联姻与联盟条件下的贸易。
这是因为，人们往来纵观历史沿长城发生的战事，多为中原对草原以长城为掩体支撑的经济封锁。草原民族物资匮乏，其生产、生活与生存，离不开中原供给的特有而丰富的物质财富，中原所产物资是草原民族赖以生存的必须的一部分。如果拒绝保障，就会组织起骑兵实施入侵抢掠；但草原民族毕竟是由一个彪悍的群体组织，铁蹄越过长城，长驱直入，中原王朝防不胜防，于是出现了和亲与贸易，周而复始。草原民族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实则是和亲与和平，联姻与联盟的关系，反映在长城上就是战争与和平的交替出现，伴随着贸易互市的双方得益，和亲在民族团结、发展双边贸易、促进社会进步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汉书·匈奴传》载：“昔和亲之论，发于刘敬。是时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难，故从其言……逮至孝文，与通关市”。刘邦战胜项羽，强势推翻秦朝，乘胜欲想战胜草原能有一个更大的天下一统；但白登被围险些儿全军覆没丧失性命，方识匈奴强大，欲吞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的容易，遭遇灭顶之灾倒是迫在眉睫随时存在的危险。于是，谋臣刘敬给想出了“和亲”的办法。
和亲与和平，联姻与联盟曾是春秋战国时原诸多诸侯国运用的国策，再将这个国策运用到当朝汉代调解草原的关系上，性质有所不同，夹带了长城贸易的内容。
长城和亲贸易首先发生在大同左云，左云时称“武州塞”，“平城直西百里有武州城是《史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九册第2861页，战国赵武灵王为守卫雁门郡筑长城置，是中原通向草原的重要塞口。
西汉司马迁所撰《史记》中，“武州塞”贸易就被载入书中。《史记·匈奴列传》（卷一百十）中，不仅记载了“武州塞”的地名，还载录了当时的汉胡（匈奴）贸易，其汉人富商聂壹就是当时典型的出入武州塞与匈奴贸易的代表人物：“今上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该事件虽然是个阴谋，但由和亲为由头的。文中“今上即位”，即指西汉景帝刘启即位。继刘邦嫁女，延续到景帝时，汉室就有三位宗室公主远嫁匈奴军臣单于，汉与匈奴关系大为改善，通关互市成为常态，使长城沿线出现了和平安定的局面。然而，波折也有所发生。
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为了消除边境隐患，数次北击匈奴。即使战争连绵不断，汉匈沿长城贸易往来也一直没有中断。《汉书·匈奴传》曾这样记载：“然匈奴贪，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通关市不绝以中之”，这里的”中之“是汉族对匈奴中意的物品给予满足边市的供应，其中包括对丝绸绢帕珍稀物品的交换。
到了汉元帝时期，又有了“昭君出塞”，即走出武州塞和亲的重大历史事件，不仅再次消除了长城战乱，而且有了一次南匈奴归汉的民族大融合，大同长城贸易看好，史无前例，长城出现了半个多世纪的和平贸易局面。昭君出塞和亲到草原应是和亲的典范。
从两汉到曹魏，长城交易额一直很可观，如鲜卑首领柯比能率领鲜卑、乌桓部众同魏互市，所“驱牛马七万余头”。拓跋鲜卑部长期同中原保持“聘问交市，往来不绝”的贸易友好关系，所得“金、帛、繒、絮岁以万计。”这一时期的交易包含着“绢马互市”的内容，中原汉民族通过大同长城所输出的货物，有一部分是绢，即丝绸类物品。长城边缘的乌桓、匈奴、鲜卑等游牧民族得到这些货物，首先满足自己的使用，然后将剩余的部分交流到更加遥远的地方，从而形成了影响深远的“丝绸之路”与“草原丝绸之路”，二者是长城贸易的延伸。
长城贸易，长城两边消除战乱隔阂，民族和睦相处是进行长城贸易的先决条件。因而长城安全与否，是能否正常交易的风向标，更是安全保障。尤其延伸欧亚丝绸之路的贸易，要穿越茫茫沙漠与戈壁，具有潜在的种种困难和危险；草原丝绸之路则要穿越阴山与天山北部，沿途水草丰盛，平坦无碍，看起来是一条理想的通道，但也坎坷不断。缘于知识的想象，人们远远低估了古代商人的遥远跋涉与无处不在。
聚焦河西走廊，这条中原通往中亚的孔道，被大月氏所控制，后来又为匈奴占据。公元前2世纪中叶，中原与匈奴之间爆发了旷日持久的战争，最终，汉朝驱逐了河西走廊的匈奴势力，将这一带纳入版图。大约半个世纪之后，控制了西域。丝绸之路得以贯通。河西走廊与西域地区的长城也正是在这段时间修建的。因此我们可以下一个结论，汉代西北地区长城的修建，以控制丝绸之路是重要目的之一。客观上，这一举措也就保护了丝绸之路的贸易。
无论欧亚丝绸之路还是草原丝绸之路，北魏的起点在大同，重要地段与口岸在大同长城，丝绸之路带动和促进了大同长城绢马互市的繁盛交易。
长城阻止缓解战争，和亲叫战争远离长城。长城欲阻隔南北人员往来，和亲跨越长城相随的是胡汉交易。长城在和亲女性们所开辟占据的地盘中失去其功能与作用。修长城修的是规矩秩序，推行和亲联姻凝结的是人心民意。和亲联姻在化解民族矛盾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所产生的效应是举足轻重的。
有人统计，二十五史记载的和亲联姻篇目达216篇，和亲出嫁的公主有200余人。清朝皇帝为联盟蒙古族，和亲史达到了顶峰，虽然目前很难作出精确统计，自天命初到乾隆末下嫁到外藩蒙古的，从公主到乡君就有70余人，《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载录的额驸就有69人，八旗中的尚不在内；“嘉道年间，科尔沁、敖汉、巴林部共公主子孙、台吉、姻亲3000余人，这在人口稀少的蒙古族是相当可观的数字。据道光年间的统计，当时科尔沁达尔汉王旗下有公主子孙台吉、姻亲台吉共2000人，土谢图王旗下公主子孙台吉500余人，敖汉旗下有600余人，巴林旗下有170余人。
和亲作为历朝民族总政策一个组成部分，一种民族关系的表现形式，从春秋战国到清代，贯穿于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和亲对中国历史发展进步有着非常的影响，几乎所有的朝代都有次数不等、缘由各异的和亲。回顾历史，正是有数达几千人的和亲公主和皇宫女子做了草原的母亲，才使得长城内外商埠民康，人民安居乐业，维护了长城长期的和平贸易。
在我国近代史上，曾发生过三大移民潮，分别是闯关东、走西口与下南洋。走西口的通道是由康熙帝的四公主和亲开辟的。四公主和亲出塞本来要到草原的腹地，可走到内蒙清水河时，正遇上清军征讨噶尔丹，出于安全考虑就中途停了下来，并给四公主划拨了几万亩的汤沐地（赡养地）。此时山西遭灾，四公主大发慈悲振民，将逃荒走出长城的灾民纳入自己的汤沐地无偿耕种。自此，陆续有成千上万的晋、陕等地老百姓涌入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包头、察哈尔（今乌兰察布）和鄂尔多斯等草原地域谋生。走西口这一移民现象，将山西的晋文化带到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使当地形成富有浓郁山西本土的移民文化。四公主出塞和亲，不仅有了“走西口”救黎民于水火的史实功德，也促使杀虎口、宁鲁口的长城贸易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盛。
四、和议贸易
明朝，蒙古各部同明廷的关系虽然长期处于紧张状态，战争绵延不断；但战争过程中的长城通贡互市贸易始终没有停止，始终夹杂着和议谈判的过程；“隆庆和议”是真正意义上的长城和议贸易，是汉族与边疆少数民族和睦相处、互通有无的典范，是民族关系史上光辉的篇章。
嘉靖年间，蒙古鞑靼部达延汗之孙俺答汗部众日盛，为解决“齿口日增，食用不足”愈益紧迫的经济困难，由漠北蒙古高原移牧水草丰美的河套和丰州川平原，人口繁殖更盛，“年未收养残秽，兼之齿我生口，日滋月息，即今小王子、吉囊、俺答诸部落，可三四十万”《明经世文编》卷224，翁万达《北虏求贡疏》。嘉靖十一年（1532年），小王子自延绥请求与明朝通贡贸易，其后二年“俺答兵众欲入贡”瞿九思《万历武功录·俺答汗传下》卷7.并同黄台吉向明廷诉说：“各部下穷夷，原无牛马可市止依打猎刁抢度生，……日无一食，岁无二衣，实在难过”《明经世文编》318卷，王崇古：《酌许虏王请乞四事疏》。蒙古诸部族迫切要求明廷开放大同贡市贸易。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大同总兵仇鸾奏称：“虏中生齿浩繁，事事给仰中国，若或缺用，则必需求，需求不得，则必抢掠”《明世宗实录》卷364，嘉靖二十九年八月丁丑。俺答汗曾在上表求贡市说：“蒙古日常所必需锅釜针线之具，缯絮米蘖之用，咸仰给汉”。
嘉靖三十年(1551年)，俺答汗派其子投书要求通贡互市，并留下几名人质，还缚送回一些明军叛卒，以示诚意。双方经和谈达成协议，在大同、延绥、宁夏等地开放互市。俺答汗曾约束部落保持良好的互市秩序。蒙古各部赶来大量马匹交易农工产品，边地互市出现了繁荣景象。这给明蒙双方都带来了好处，明朝北部的边患得到了缓解。
到了第二年，大同互市乱象丛生。仇鸾贿赂严嵩当上大同总兵，派手下时义贿赂俺答汗，欲要回叛徒萧芹等人。俺答汗得利后交还30余人。后来俺答汗要求用牛、羊换谷、豆等粮食，解决牧民的生活需求，明廷不许。俺答汗便在马价上纠缠，以次充好要高价，主管者史道不答应，俺答部便闹事。马市尚难维持，只得关闭。
大同马市已罢，宣府马市因蒙方守约，仍然开市；马市刚开但像大同，俺答汗部下害怕也罢市，就入常峪口抢掠。巡按直隶御史蔡朴便上疏，请求罢宣府马市，兵部尚书赵锦也认为:自古以来御寇之道是战守为上，而羁縻终非上策。九月，世宗下诏罢各边马市，召史道回京，并下令“复言开马市者斩”。此后近20年，俺答部不断侵扰宣府、大同，拆毁长城进入内地进行劫掠，沿边城堡多被攻破，民众生活苦不堪言，蒙汉人民在连年不断的战乱中辗转生存，倍受煎熬。
出于明王朝对草原的经济封锁，偏关至大同一带的长城战争一直不断，边内屡屡遭袭，明廷危机四伏，嘉靖帝几乎举一半国家财力修边、筑堡、垒台、固塞；但还是难以阻挡俺答汗草原骑兵铁蹄的进攻。到了隆庆年间，长城战争仍难以消去，朝廷恐惧，奈之若何，无计可施。正在此时，俺答汗家庭发生了一件似乎不可调和的矛盾事件，被惹恼了的俺答汗孙子巴汉纳吉一气之下投靠了明王朝。俺答汗唯恐孙子有失，遂大兵压境以武力相威胁，逼迫明王朝放回孙子。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由俺答汗爱妾三娘子出面调停，在大同镇得胜堡签订了“隆庆议和”协议，既叫巴汉纳吉平安返回草原，又沿长城设置马市开通长城贸易市场，可谓一举两得。在“隆庆和议”框架下，最终在大同镇长城塞口开通了11个马市，即新平口、守口堡、得胜口、镇羌口、助马口、威鲁口、宁鲁口、杀虎口、云石口、灭虎口、迎恩口马市。诸多马市分“官市”“民市”，除每年官市外，又“得塞下民互市”，月市或小市，蒙汉人民可以自由贸易。
明蒙边境之地互市的先后设置，俺答汗等部每年“入贡”，并制定“规矩条约”十三条，“市法五款”，约束其部众。在俺答汗主持下，蒙汉人民交易不绝，“东自海冶，西尽甘州，延袤五千里，无烽火警”。
“隆庆封贡”庆典的举行，结束了明朝与蒙古之间绵延二百余年的战火，换来了“边民释戈而荷锄，关城熄烽而安枕”的和平景象。
清人魏源曾评价说：明廷“因势推移，不独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且为本朝开二百年之太平”。
“隆庆和议”的促成，使后人记下了一位巾帼英雄——三娘子。
草原与中原沿长城开通恢复“贡市”贸易后，宣化、大同等地化干戈为玉帛，变成商贾云集、商号林立的商埠城市互市贸易繁荣景象，新兴的商城张家口“各行交易铺，沿河长五里许，贾皆争居之”，绸缎、绢帕、布帛等中原和沿海地区迁来商号，竞相从事互市贸易。据万历年间王骘绘制的宣化府来运堡《马市图》载：“（失见）方墉地，百货坌集，车庐驼马，羊旗毳布……”。“大同地方……商贾辐辏，比之他处有同”《皇明条法事类纂》卷42.“故城之有南关也，是商贾货财之所凑集”（顺治）《云中郡志》卷13.可见蒙汉互市贸易繁华情景。来自中原和东南沿海地区的商贾们，将“至若陆驼水航之物，藏山隐海之珍，靡不辐辏而至者，大都多东南之产，而转贩之力也”（崇拜祯）《山西通志·物产》卷7.从事草原“贡市”贸易的商贾，不仅是地缘连接朔漠草原的晋商，而且有许多来自江南和沿海城市的商人，也跻身其行列争先恐后，云集设铺开肆与蒙古商队交易。据《宣府镇志》载：“先年大市中贾店鳞比，各有名称，如云南京绸缎铺、苏杭罗缎铺、潞州绸铺、泽州帕铺、绒绵铺、杂货铺，各交易铺沿长四五里许，贾皆争居之”（嘉靖）《宣府镇志·风俗考》卷20。但是，仅限于在边城定期开设的马市贸易，仍然远远不能满足草原封建王公贵族们与游牧民日益增长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中必须的需求。于是，许多地方官便请示总兵，希望在自己管辖的地段多开设几处马市，一方面能增加地方的税收，另一方面能方便沿边百姓，带动当地的经济繁荣发展。为之，各镇总兵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许多边防军堡私设市场。现将大同镇马市分述如下：
新平堡马市。位于长城山西、河北、内蒙三省区交界的新平口，西距大同90公里，南距天镇30公里。新平堡历史悠久，战国时为代郡延陵县，《史记》载：“十八年，延陵钧率师从相国信平君助魏攻燕”《史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六册第1829页。《史记·集解》徐广曰：“代郡有延陵县”《史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六册第1829页，即现在新平堡。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兵部侍郎许进率兵夺寨筑城，起名“新平堡”，取信平君谐音名。明嘉靖三十年（1551年），明廷为实行羁縻朝贡政策，在河北怀安马市口、新平堡与三墩店之间的头墩开设马市，使朝贡贸易发展为互市贸易。“隆庆议和”后，在新平堡先后开东马市（平远头）与西马市（古城村）。隆庆六年（1572），为补关市不足，在官市西马市南再开民市，南北两市占地200亩。曾有俗语：“南来粮棉布绢茶，北易牛羊骆驼马，”形容蒙汉交易的繁盛情景。万历年间，官市改为民市，民间交易彻底放开。
现在，马市遗址尚存，“宣威楼”是马市的见证文物。2010年新平堡被国家列为“历史文化名镇。”
守口堡马市。位于守口堡北300米阴山余脉猴山山口坡下，马市设长城外，占地4亩。纳蒙古欲交易的马匹等物品，长城内关城紧依长城南侧，为汉族欲交易之物品，有贡门贯通内外交易市场，现遗迹尚存。
两边陡立长城如刀峰锁口，黑水河从口中流出。马市东南距阳高城7.5公里，西距大同市60公里。据万历十五年（1587年）申时行所修《明会典》记载：“隆庆议和”，于隆庆五年（1571年）开设守口堡马市，属九边各镇最先开设的十一处官市之一，大同镇三大马市之一。当时明廷规定，大同镇年交易马匹1.45万匹，实际交易马匹为2万匹之多，且不算民市的交易数。如果将这2万多马匹按三大马市均开，守口堡马市每年交易数尚在六七千匹。
猫儿庄马市。属正统三年（1438年）开设的马市。猫儿庄现称“大庄科”，位于内蒙古丰镇市东北35公里，南距大同市60公里。因地处大同通往草原的商道，一直是胡汉交易的重要市场。
明初，猫儿庄归宣宁县辖，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废宣宁县，改设宣德卫，猫儿庄归辖阳和卫。明永乐元年（1403年）筑猫儿庄堡。当蒙元被明朝逐北后，失去了游牧生产与生活资料的来源，强烈要求开设马市交易，且随时有复辟中原的梦想；明廷面对蒙元残余势力的强势攻击，只好采取羁縻政策，用封官授职、开发贡市等手段控驭蒙古。蒙元为解生产与生活必需品之燃眉之急，争相屈尊“朝贡”，承认这种政治隶属关系，以得到明廷的册封和支持。明正统三年（1438年）四月，鉴于明朝边防荒废，东胜等卫内撤，内外交困之形势，被迫重启马市朝议，与蒙元谈和开启猫儿庄马市，允许蒙汉公平交易。嘉靖年间，从河套崛起的俺答汗屡屡犯边，猫儿庄难以固守，遂撤废。
得胜堡马市与镇羌堡马市。得胜堡马市与镇羌堡马市之所以一并谈，因为它们之间有着特殊的渊缘与共同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更重要的是，“隆庆议和”历史事件就发生在得胜堡。
要说地理环境特殊，这里是大同北部一马平川的开阔地，又是中原经大同连接草原的通塞大道，虽然抵挡草原民族入侵和修筑长城无山水据险，但它是一处重要关口，布置重兵把守一直是大同总兵议事日程之大事。
为严防死守，修筑长城时专门起名得胜口，关城称望城堡；且又在关口两侧修筑镇羌堡与四城堡，形成三角“品”字形犄角。但这还不够，又在隘口南修筑较大规模的得胜堡，驻守参将随时率兵迎战，人们称这里为“一口三堡”，沿长城唯一。
明嘉靖年间，草原王子俺答汗从河套崛起，由于人口的增多与生活和生产物资的匮乏而屡屡突破长城进攻中原，围堡攻城事件不断发生，以获得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源的补充。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五月，俺答派石天爵来大同求贡，大同巡抚龙大有把他绑送京城，诡称是用计擒获的，以骗皇帝邀功。世宗大喜，升龙为兵部侍郎，并将石天爵处死。俺答闻讯，非常气愤，六月十二日率军攻掠朔州，二十三日抵广武，都指挥固宁战死，俺答乘夜入雁门关，直达太原、汾州（今汾阳县）、平阳（今临汾一带）等处，然后经忻、崞、代县，复掠大同镇、平鲁卫而回。此次南侵34天，共掠10卫38州县，抢牛马羊猪200万头，烧毁房屋8万多间，毁田禾10万顷，杀掳人口20多万，使明之山西居民家园尽毁。这次大同长城通贡贸易问题给明朝惨痛打击并教训。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二月初九日，俺答汗“虏二千余骑寇大同威鲁等堡，大掠怀仁县石井村等处而去。”三月，迫使明朝关闭马市。尤其俺答汗进攻到北京城下，明廷几乎面临风雨飘摇的危险境地。就在明朝疲于应对、一筹莫展的危难时刻，俺答汗孙子把汉那吉因家庭矛盾而投靠了明朝，这叫俺答汗及其部族苦不堪言，最后由俺答汗爱妾三娘子力主与明廷调停，达成开放长城马市贸易协议，史称“隆庆议和”或“隆庆和议”，沿长城九边各镇开放11处马市，进行蒙汉互市交易。如果按得胜堡所承载的历史责任和重大意义，其马市应推举首位。
也许在“隆庆和议”时，明廷出于军事上或别的什么考虑，并未将得胜堡列为第一批开放的马市，而将左云的威鲁堡列在其中。但俺答汗总不放心，身体力行沿边调查，认为在威鲁堡开放马市存在一定弊端，于是向明廷提出变更意见，奏疏“边外筑立市场听其互市已经具题讫。续准大同抚臣刘咨称：近据俺荅累遣使投递番文，再三哀恳，威虏堡山高水草不便，欲改从得胜堡先年旧遗市场交易”（明刘良弼《刻中丞肖岩刘公遗稿》）。所谓“先年旧遗市场”，嘉靖三十年（1551年）就在大同镇得胜堡开过马市。后明廷同意了俺答的请求，诏改马市于得胜堡。
得胜堡位于大同市北45公里处，东至边墙1.5公里，北至边墙1.5公里。原称“绥虏堡”，后改“得胜堡”。当初草原民族与中原王朝在长城上所表现的战争与和平，使得得胜堡的功能与作用出现了异样。然而大同长城毕竟和平时期多，“隆庆议和”使得得胜堡的屯军防守与马市贸易几乎参半，成了一个热闹非凡的闹市。如马市开放后，“隆庆五年五月二十八日至六月十四日，官市顺义王俺答部马千三百七十匹，价万五百四十五两；私市马、骡、驴、牛、羊六千……”蒙古人以马、羊、骡、驴及马尾、毛皮、皮袄诸物，换取中原的绸缎、布帛、棉花、针线、梳篦、米、盐、糖果、梭布之物不计其数，可见交易之盛况和规模。但这似乎还不能满足蒙汉人民日益增加的交易需求，遂又拓展了镇羌堡、得胜口等四城堡马市交易市场。
听起来有些匪夷所思，本来开马市和议有数的，沿边有距离节点的，而且还要按规划上报明廷批复的；可得胜口近在咫尺就有两个马市，逐渐孕育成三位一体比较完善的边贸百货交易市场体系，成为长城沿线马市特区。
镇羌堡马市。得胜堡以北1公里即得胜口。镇羌堡马市实则明初始建，是连接口里口外的重要关口。得胜口主体建筑是一座横跨长城的石砌砖包城门，外面是得胜口瓮城，边长166.6米，瓮城门与山路、得胜口相通。得胜口由瓮城、城台、马市楼、街市、紫塞阁、北致远店、南致远店以及庙宇、戏台等构成建筑群，绝大部分是建于明隆庆五年( 1571年)之后。瓮城，既是马匹接受检疫的第一场所，又是官市罢了以后的民市场所。瓮城北门外依山而建大店一座，即北致远店，占地10余亩，房20余间，是专供北元商人旅居的处所。南致远店占地40亩，有房屋200多间。再东20米有一高一低两个建筑物，即为关口马市楼，既是开设马市的标志，亦是驻口最高长官的办公场所。由口子向南有233米一条宽阔的南北大街直通紫塞阁，是得胜口最繁华的商贸大街。其北门与得胜口相通，东门50米与镇羌堡相通，西门50米与市城堡相通。
镇羌堡位于新荣区最北端，距得胜口300米，南距大同市40公里，北50米处即为长城，西边0.5公里处是市城堡，再西1公里处是得胜堡，堡西北处即为市场城。长城在此呈直角，由北而西，从内蒙丰镇市的南边10公里处蜿蜒通过。于正统三年（1438年）四月曾设大同马市，地点在得胜口望城堡，《三云筹俎考》称属名副其实的“阖镇大市集焉边塞首冲之地”。该堡南北200米，东西200米。正统十四年（1449年）马市中断。咸宁侯仇鸾说：“凋边兵、开马市、缺一不可……马市之开仓促，未有定义”。是继猫儿庄马市后，沿边较早的马市之一。
嘉靖三十年（1551年）二月，明世宗根据兵部的意见，敕谕内阁，准予在大同军镇新创五堡边外与蒙古俺答“立市交易，每马一匹，约价十两。将发去马价银两量买缎绸布匹等件为用。仍谕各夷马匹俱要膘壮。是年（1551）十月又重启马市。开市之日，严辑军民人等不许私相交易，争利启衅。”所谓“拨去马价银两”，说明马市是由朝廷出资；所谓“严辑军民人等，不许私相交易”，说明为官方交易。从主持这次马市的官员来看，除史道外，尚有大同路参将、守备等10数人，共同负责与俺答各部首领协商，买办缎绸南绢，以此“分投管理易换”马匹。本次开市于镇羌堡，从三月二十四到二十八日，历时4天，共买进蒙古马匹2780余匹，连同对俺答首领的封赏，共用明朝白金10万两，折以平均马价，每匹达白银20多两，远远超过嘉靖皇帝的估算。
“隆庆议和”后，沿边马市分批次第开放，镇羌堡马市于隆庆六年（1572年）再次开放。此时，镇羌堡是得胜堡的附属军堡，是得胜堡马市体系的一处前沿口岸交易市场，故民间又称其为“小堡”。随着马市交易越来越繁盛，镇羌堡马市降为得胜堡官方马市结束后的民市。《明穆宗实录》载：是年“得胜堡（民市）商人易马、骡、驴、牛、羊可达六千七百八十四头，而官易俺答马仅为一千三百七十匹。”可见镇羌堡民市交易量远远超过得胜堡官市。
市城堡位于得胜堡北0.5公里处，呈正方形，边长200米，建于明隆庆五年(1571年)，原名叫“市场堡”，后取谐音更名为“四城堡”，是官方举办大型“茶马”交易的中心市场，瓮城外是月城，开东门，与紫塞阁相通。堡内空旷无屋，是一座单纯的举行交易的大市场。开市后，卯时闻得胜堡晨钟开启城门，寓居南、北致远店的商人便云集市场，进行交易。
从明清到民国年间，市场城繁华热闹，常有周边村庄的人来赶集；周围3座乐楼常常锣鼓喧天，演出不断。从南边过来的生意人赶着牛车进市场城时，仅0.5公里长的土路上，经常拥挤不堪，或许得走半天。
助马堡马市。助马堡位于新荣区西10公里处，南距大同市45公里，西至长城1公里，北至长城5公里，长城西是海拨2034.4米的阴山余脉东马头山。
按常规，边堡是要筑在塞口的，马市也要设在塞口的；然而，助马口并不在助马堡，而在南面3公里处一个叫围场的地方；马市也不在助马口；助马堡、助马口、助马市场是三个各自独立的地方。如果按图索骥找助马堡或助马口的马市那就的走弯路。
助马堡马市设在堡正西河道北的长城脊上。马市以长城为轴分内外两个方形小堡，外堡周长153米，开南门与边外西路相通；内堡周长160米，开东门通向内地。在两堡中间长城上，骑墙建有敌台，顶建楼橹，称“马市楼”，是马市管理指挥与预警的制高点，欲登顶可从东侧石砌台阶拾级而上，内外堡相隔的长城中间贯通“贡门”，内阔外狭，仅供一人一马出入。长城内外还有占地各约10亩的旅居店，以便商贩食宿。
明隆庆五年（1571年），“隆庆议和”，明朝在大同镇设置官办马市3处；隆庆六年（1572年），又在大同镇开辟多处马市，其中就包括助马堡马市，从而使大同长城成为 “中三边”马市最多的地方。这些马市的繁华程度举世闻名，当时人们流行一句话：“金得胜，银助马”，“每市群酋蚁聚”，税收可观，仅次于得胜堡马市。受马市的影响促进，助马堡逐渐发展为大同西北部一处极为繁华的小集镇，涌现出“万义权”“永盛厚”“庆义昌”等各种商号10余处。
2016年12月，助马堡被列为第四批中国传统古村落名录。
保安堡马市。位于左云城东北35公里处，东距大同市40公里。保安堡自古为要塞，因守卫白羊口而筑，属塞外五堡之一，胡汉交易的重要市场。汉代置有合市口，辽时在其南置有黄土口市场城。明代“隆庆和议”后置马市于堡西北0.5公里处的大边外三角洲上。隆庆六年（1572年）置马市仅一年，因与东面助马堡马市相距较近，于万历元年（1573年）便诏改为民市。砖砌马市楼（空心敌台），楼前有镇池，楼后迤北有马市城。现残存马市楼。
保安堡马市的贸易对象为阿孙倘不浪部落。倘不浪是草原王子家女婿，即仪宾。作为民市，明朝来市场城贸易的多为应州、怀仁人和关南人（雁门关内），是从左卫的石门、截口山、新高山古道北上的买卖人，所交易的亦多为生活日用品、麻布、皮张、马尾等。到了万历初年，晋南、淮南、河南等地商人大量云集于保安堡市场城，其贸易的物品又增加了茶叶、绸缎、布帛、棉花、针线梭、改机、梳篦等。
威鲁堡马市。威鲁堡边贸市场从秦代就有了，最为能证明的是1956年的重大出土发现，即在长城脚下威鲁堡东不远的东辛庄北河湾坝堰出土的国宝“秦权”，俗称的“秤锤”，现被收藏陈列在北京国家博物馆，乃是中国第一枚出土的秦代铁铸秦权。其状呈马蹄形，重31.5公斤，并嵌有小篆书体:“二十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的铭文铜牌。………交易需要秤，秦权证明了这里曾经有过大的市场交易。
明代“隆庆议和”，威鲁堡马市属向明廷报批的第二批马市名单，遂施工建设。开始明廷明文允许大同镇开放的马市有新平堡、守口堡、助马堡、宁鲁堡、威虏堡、杀胡堡、云石堡、迎恩堡七处。但这里面有一段变更插曲。威虏堡的市场城刚修建起来，还未来得及掏门洞就被停建，边墙外蒙古人交易的马市也只修建到一半。究其原因，俺答汗对长城沿线开放的马市总不放心，身体力行亲临调查，认为在威鲁堡开放马市存在一定弊端，随即向明廷提出变更意见，奏疏“边外筑立市场听其互市已具题讫。续准大同抚臣刘咨称：近据俺荅累遣使投递番文，再三哀恳，威虏堡山高水草不便，欲改从得胜堡先年旧遗市场交易”（明刘良弼《刻中丞肖岩刘公遗稿》）。所谓“先年旧遗市场”，是得胜堡曾嘉靖三十年（1551年）在大同镇开过马市。后明廷同意了俺答的请求，诏改马市于得胜堡。于是威鲁堡马市只建设了一半便放弃了。现在所看到的“月华池”就是马市遗址。
威鲁堡毕竟是重要交通要道，当明廷对马市的政策放宽后，这里就有了私市和“黑市”，但也交易大量的马匹。黑市是因为明末军中部分官员腐败，勾结地方商家进行黑市走私，或在这个没被列为口岸关城的出口放行通商者逃税漏税，以权谋私擢取钱财。这在《左云县志》（光绪本）中曾有记载。
清代，威鲁堡再不是蒙汉隔离对峙的边界，长城内外人口剧增，清廷取缔了茶马互市的限制，从中收取关税，遂商贾辐辏，交易量增大，威鲁堡互市空前兴盛。
无论私市或黑市，起初汉人与蒙人语言不通，只能用手式或手语作交流，比如表示牲畜的年龄和所要的价格等，就互捏指头来讨价还价，随之，市场经纪人“牙子”应运而生，方便了交易。经过媒介糅合及学习，渐渐地双方也能互相听懂或半听懂对付的语言了。现在大同一带的方言土语中，就夹杂有一部分蒙古语词。
宁鲁堡马市。宁鲁堡位于左云城北20公里处，因守卫镇宁口所筑，属大同镇“塞外五堡”之一。马市置于宁鲁堡北1公里处镇宁口东侧。镇宁口交叉南北两条古道，分别称“雁门古道”和“云中古道”。古道向北可直达二连浩特通向乌兰巴托，堡西北方3公里处为红砂岩口，为山西通往草原的交通要道，也是历史西口之路，可通向西域。镇宁口是古代极为重要的军事要道和商道。
宁鲁堡在威鲁堡之西，两堡一西一东，唇齿相依，故习惯上又将威鲁堡称“东堡”，宁鲁堡称“西堡”。镇宁口筑空心敌台，全部砖包，称“镇宁关城”，因该敌楼南北曾为马市，故称此楼为“马市楼”。蒙汉在边境互设交易市场，宁鲁堡随之商业兴起，道佛儒教也发展迅速。
“隆庆和议”后，隆庆六年（1572）镇宁关城马市正式开放，双方以长城上的箭楼为界。北市场城夯筑四墙，夯土层厚15厘米。市场城南北45米，东西60米。另起南墙，与长城构成一条壕沟。
宁鲁口马市为汉族与蒙族极为重要的“边贸口岸”之一，也是汉蒙友谊、和平乃至联姻与民族融合的纽带。清代，镇宁口马市贸易额仅次于杀虎口马市，一度时期交易额超过了杀虎口。
左云是明蒙民间贸易的商品集散地。宁鲁堡马市贸易对象是兀兰把抗素等部，大同左云所需的大量战马和蒙古各部落需要的生活必需品，可通过这里的互市得到交换。
杀虎堡马市。位于右玉城西北35公里处。杀虎口，古称“参合陉”“仓鹤陉”“参合口”，秦修“通塞中路”，魏修“代道大通”，秦汉伐匈奴，唐伐突厥，均经过这里；长城与古道在这里交相更替，因胡汉民族关系城起路塞，路通城颓。明代修筑守口军堡。
清康熙三十五年（1770年），康熙帝征败蒙古叛匪噶尔丹，返回途径杀胡口并在九龙湾歇息，为缓和蒙汉矛盾，亲笔将“杀胡口”改写“杀虎口”。同时，又因四公主在清水河4万亩的汤沐邑（赡养地）接纳从长城内逃荒出口外的大量汉民农耕，被称作“西口”。自此有了“走西口”一说。
杀虎口自明正统三年（1438年）设立马市，汉蒙开始边贸交易，其后边贸时关时停。平集堡市场城，是在战争频繁的嘉靖年间修建，说明胡汉交易难以断隔。平，买卖公平也；集，集市兴隆也。
“隆庆议和”杀虎口马市在第二批批准之列，设在长城栅子门外的苍头河东岸。万历二年（1574年），兵道张维枢根据大同西路通判王履中的呈书《建造杀虎新堡详议》奏上：“杀虎堡本开市要地，防御须宜严密，出入要宜盘诘，今查得夷人入市，每日蜂聚城堡，任意流连，信宿不去。彼存心悍恶，一有滋蔓，便至难图，合宜摘近关墙外另筑一堡，中建商店，凡夷人俱在此中交易，不得闯入杀虎堡。”新建市场堡成为云中五堡之一，其它为镇羌堡、得胜堡、弘赐堡、新平堡。
为便于满足蒙汉客商交易，在市场旁建有旅店可食宿；还建有乐楼，开市唱戏烘托渲染节市气氛。马市结束，驻边大吏还要宴请蒙古商官、互市期间的蒙古巡边人员，对部落酋长等人给予奖赏。
茶马互市将杀虎口发展为沿边蒙汉交易大市，堡城内外店铺林立，行商坐贾云集，酒楼、饭店鳞次栉比，交易物品一应俱全，酿酒制醋、木工铁匠、皮毛加工以及金银首饰作坊应有尽有。马市上“汉夷贸迁，蚁聚城市，日不下五六百骑。”《明世宗实录》卷558.
当年晋商富甲天下，而大多数的晋商就是从杀虎口发家的，杀虎口成为晋商经营商贸发财的一个跳板，杀虎口被称为晋商的摇篮。
草原民族与中原民族的关系，是靠长城调节的。其调节的内容包括和亲和平、联姻联盟、通商通关。在促进胡汉民族团结方面，历史上有三位巾帼英雄成为典型代表：汉王昭君出塞代表了和亲和平，明三娘子促成“隆庆议和”代表了通商通关，清四公主出嫁代表了联姻联盟。从中，杀虎口扮演了重要角色。明代“隆庆议和”后，长城边陲集贸通商延续了200多年，一直到清末，杀虎口又扮演了长城集贸重镇的角色。
中国北方最早涉外商号全国首富“大盛魁”（吉庆堂）就是从杀虎口起家的，逐步走向全国，乃至横跨欧亚大陆。清顺治年间，设置税务监督公署、直属户部，专收进出口关税，年检关税36万两，流传“日进斗金斗银之地。”清道光年间，杀虎口关税经济辉煌至极，居民达4万之多，晋商通关远及草原库伦，驰骋九州方圆，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在200多年的经营中，拥有资本近万万两，换成50两一锭的银子，可从乌兰巴托铺陈到北京，为这个长城雄关隘口写就了一个商业神话……。
走西口是马市内容的延伸，杀虎口为西口移民的旱码头与补给地。凡是走西口人都是志在天下、敢闯甘作、精明强干而有智慧头脑的人。这些移民，看似为生计奔波，实则歪打正着，给处于落后游牧状态的内蒙古中西部带去了先进的农耕文化，大大改变了当地社会结构、经济结构与生产生活方式，由传统单一的游牧公社走向多元文明，形成旗县双立、农牧并举而独特的“西口”文化现象。尤其走西口主体族群山西移民，将“晋文化”传播扩展到草原，有了深度广泛民族大融合现象。
云石堡马市。俺答汗的孙子把汉纳吉于隆庆四年九月通过云石堡入关投靠明朝，既是历史故事，也是历史大事件，更是“隆庆议和”的前奏。胡汉民族和解，云石堡成了融冰点。
对此事件，经过双方多次磋商，俺答汗与明朝达成协议，愿“执叛易孙，请封输贡。”于是，俺答汗命令“其麾下哈台吉、伍奴柱袭捕众贼。二人固俺答嬖幸，自全等用事，二人者日见疏，遂擒赵全与其弟赵龙，及李自馨、六四儿、猛谷王、吕西川、吕老十、马西川之属，凡八人，面缚械系抵边城外。是日入云石堡，十九日送大同左卫”焦竑《国朝献徵录·通贡传》，明万历刻本，引自《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43——444页。
云石堡分旧堡与新堡，旧堡原称拒胡堡。“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总督杨巡抚李将被虏攻毁旧名松树堡，即绝胡堡改名铁山堡；旧名王石匠河，即拒胡堡改名云石堡，俱复设各召募军”见《中国方志库》卷四军实考。云石堡地处王石匠河南岸，在长城东侧500米。堡设马市三个：马市一，位于云石新堡西北方1.2公里处，西墙紧依长城，相距10米，平面略呈矩形，设东门，有瓮城，东、西、南、北墙分别长245米、184米、240米、145米，高处设有瞭望楼，根据夯土与背景形势判定，大约修筑于万历十年（1582年），长城在此拐了一个弯，由北而西北而又正西；马市二，在堡正西长城外，设有一交易市场，《三云筹俎考》图标“市场”，呈矩形，长60米，宽50米，围墙残高2～3米；马市三，位于堡西不远处的长城东侧，《三云筹俎考》图标“小堡”，呈正方形，边长40米，夯土围墙。然“市场”“小堡”，根据夯土与背景形势，大约修筑于隆庆五年（1571年）之后。至于为何修筑三座马市？估计“隆庆议和”因陋就简开设“市场”“小堡”两处马市，后来交易量扩大，两小市场不能满足蒙汉人们的愿望，遂又在万历十年修筑设置了较大马市。
马市初启，为一年一市，一市10日，市期为农历五月末至六月十日。后延长为一市20日。万历元年（1573年）延为一月一市，故又叫“月市”。万历六年（1579年），在“月市”基础上，又增设一市两三日的“小市”，市期为每月十二日至十五日。起初，确定小市每月初八、十八两日开市，不得提前或推后，后来随着交易扩大，便随来随市，频繁交易。为确保万无一失，开市之日，明廷与蒙古部落共同派出军队维持市场秩序。
迎恩堡马市。迎恩堡原名“云岩堡”，东距平鲁城（凤凰城）15公里，西距长城5公里，是为守卫“镇川口”所筑。嘉靖四十年（1561年）更名“迎恩堡”。马市于隆庆六年（1572年）设置，选址镇川口二道梁北山坡，占地50亩，立“马市碑”。《三云筹俎考》载：“款塞后，设小市场于此，亦防御要处也。”马市在镇川口建有空心敌台，俗称马市楼，其东侧筑有守口小堡关城。迎恩堡由于距长城较远，又是平鲁卫唯一的官办民市，因而马市延及的距离也长。出迎恩堡东门瓮城，专又辟有市场，分“马场坡”“牛场坡”“羊圈场”，占地7亩，羊圈场北又设占地200亩大的交易市场；在市场西北建房8间，用于客店驿站，以方便胡汉客商食宿。
迎恩堡遗存石碑数通，足可证实当年马市井然有序，繁华热闹，其中《迎恩堡官买粮草碑记》勒石于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约400余字。碑文以官府文告形式，规定银两与粮草折色办法，禁私派富户，如违惩处；万历八年（1681年）石刻所述细致入微：“迎恩马市年官方购马二千有余，马贩成交牛、驴、骡、驼，四五千头，羊群万只。商贩销茶千余块，布帛二万三四千尺，杂物数计，市场交易杂粮千余石，米豆百石有余，杂毛千袋之多。蒙用汉匠铁木之器（犁、铧、杂具）数百件；官政年得税银千余两。于汉、于蒙、于政、于民互利之大，人心之稳，天下太平。”
七墩口马市。七墩口，位于平鲁城西南10公里处，属长城隘口通塞交通要道，又是两省（区）四县交会处，即内蒙清水河县与和林县，山西朔州市平鲁区与右玉县在此交会，有“鸡鸣闻四县”之说，流经隘口的马场河，属黄河水系。空心敌台徐氏楼是七墩口的防卫设施，“隆庆议和”后在此开设民间私市，前来进行交易的蒙汉商贩客户接踵而至，呈现繁华热闹景象；然而，徐氏楼地势较高，虽增修了堡池，但场地还是窄巴，给繁盛的贸易带来诸多不便。于是，将贸易马市挪下七墩口一片开阔的场地，发育形成了一个更大的交易市场，交易额甚至超过了一些个官市，名气远播塞内外。远道而来的商贩们只知道有杀虎口、七墩口，而不知道有受管辖的平鲁，戏谑“有七墩而无平鲁。”且又将屯兵之镇并交易之市威远城通七墩口的路称作“七墩路。”
贸易延续到清代，伴随“走西口”移民，七墩形成了一个大集镇，七墩口改称“七墩镇。”街道两旁字号毗连，买卖兴隆。曾有大同、绥远、山阴、朔县、左云、右玉等地的字号，街面还开设多家当铺；七墩镇涌现出了郑国亮、郑国先两兄弟富豪，郑家的郑二楞还考上了状元，并为去世的母亲周氏树碑立传。此外，还相继涌现出周氏闫氏两家油坊，所榨胡油闻名遐迩，远销方圆百里。因七墩口贸易额仅次于杀虎口，清政府还专门在这里设置了税厅。七墩村东1.5千米处的税家窑村，就是根据七墩口的税厅而得名。为震慑奸诈弘扬诚信，七墩口南高台上还修建了关帝庙。
当年跟随戚继光修筑空心敌台的义乌兵为他们自己曾经修筑的空心敌台拍手叫好，又以多个塞口的空心敌台设置马市而无比欣慰。或许是因为这种看好的交易受到启发，一些义乌兵将家乡的土特产品，南方绸缎针织刺绣拿到马市做起了生意。易地移物，不仅受到草原民族的青睐，也得到边民们的赏识和交易需求。于是，边贸马市所需物品源源不断从浙江义乌一带运来，渐渐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义乌城，发展为小商品生产基地，且规模格局逐渐扩大；义乌小商品因长城马市有了交易端倪，并又传承延续下来，一直延续发展到今天，出现了享誉世界的义乌小商品国际市场。
灭虎堡马市。灭胡堡，现名阻堡，东至平虏城（凤凰城）23公里，西距长城4公里。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在修筑灭虎堡的同时，又修筑了其他八堡，称“灭虎九堡”，分别为宁胡（迎恩）、破胡、残胡、杀胡、威胡、伏胡（据胡、云石）、阻胡、败胡。按常规，边堡的修筑，均紧依边内塞口。为何灭虎堡会距长城这么远呢？其原因是灭虎堡界于大同、山西二镇之间，地势漫衍无险可峙。长城上有王家庄、杨家大沟、观望山3个塞口，均属灭虎堡守卫之范围，甚至距西南长城4公里的七墩口也在守卫之列。鉴于筑堡守塞特殊布局，“隆庆议和”在这里开放马市也显特殊，即灭虎堡有小市场1处，边外通板升间还设小市一处。
灭虎堡为便于开放马市，在原堡南门外另筑一座关城，长150米，宽50米，俗称“次堡”。有了次堡，人们习惯将原堡称“主堡”。主次有别，谐音混称，人们就把灭虎堡改称“阻堡”了。
灭虎堡马市初为一年一市，万历元年（1574年）变更为一月一市，万历六年（1579年）在月市的基础上，又增设一市两三日的“小市”。为招揽人群热闹市场，每市还要唱戏渲染交易气氛。戏台就建在关门上，对面是玉皇庙，以驯化人们诚信交易。
学校院内有一块《款塞》古碑砌在墙内，勒石于明隆庆六年（1572年），证实了“隆庆议和”后在灭虎堡通贡互市。所谓款塞，“款，叩也，叩塞门，皆叩塞门来服从也。”款塞与“寇边”相对，谓外族前来通好，诚意来到边界归顺。唯有蒙汉马市交易，蒙习称“款塞”。
灭虎堡口里口外开放马市两处，较之其他马市特殊，亦是因为地理环境特殊因地制宜所为。为了交易更大方便，又于明万历六年（1578年）“款塞后，设小市场于此”。其原因是，参与互市交易的大多是普通的汉人与游牧兄弟。蒙汉民族多元杂居，凿井人畜共饮，因而设小市的地方叫“鞑靼井村”。甚至交易不限地点、不限时间。收税地点也不在灭虎堡，而设在杨家口，有“杨家口房窑税局”遗址可证。次堡内西侧石碹窑属官市客栈，专供官方客商食宿；次堡门外西侧5间石碹窑属民市客栈，专供来此交易的蒙古人和汉商食宿。
五、绢马互市与茶马互市
绢马茶马互市，是涉及解决民族矛盾与生存的现实问题，是边政问题，是民族特产向世界展示交易的大视野问题，更是受法律管控的问题。本节就围绕这些问题作一简述。
史后文明起始，社会发展进程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即越在古代的时候，人与人之间、部族与部族之间的依赖越小，生产与生活越趋于自给自足，贸易交流在社会中的地位越不明显。那时的商人并不被社会看重，社会地位很低。朝廷把农业看成“主业”，把商业看成“末业”或“贱业”，把从事商业的人看成是“贱民”。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对生活的需求，逐渐认识到了“无商不富”的奥秘与规律。到了西汉后期，朝廷外戚、官僚就纷纷涉足商业，官商越来越多，越来越富；东汉时期，由于地主、官僚、豪强越来越多地从事商业，这三种人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后来人们又逐渐认识到，从事商业经营关乎圈子和半径的大小，半径越大，所产生的商业利润就越高。长城贸易正是践行了这一商业运行的规律，属商贸边际效应范例。因而，长城所产生的“榷场”“绢马互市”“茶马互市”以及“丝绸之路”“丝路茶道”应是商贸运行圈子扩大的效应。
古代社会，马匹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它既是农耕生产中的重要畜力，也是狩猎、交通、骑射，特别是战争中不可替代的工具。历代中原王朝往往将拥有数量充足的马匹看成富国强兵的重要标志。受地理条件所限，中原农耕地区往往缺少足够的马匹，而边疆游牧地区则以畜牧业为主，牧养着数量可观的马匹，因而游牧民族的骑兵都异常地骁勇善战；但游牧民族缺少的是中原农耕民族所生产的粮食、布帛和金属工具等。其中，“茶”“绢”作为高级奢侈品尤其为少数民族的上层所青睐。
“绢”是中原农耕民族所生产的丝织品的总称，受自然条件及加工技术的限制，游牧民族不生产丝织品，其消费欲望只能靠马匹及其畜产品与中原民族的交换来满足；而中原马匹的获得，也主要依靠长城互市茶与绢的贸易来实现，双方都各取所需，互惠互利。互市又衔接了中原通往草原包括通往西域的商道，商道安全与否，长城就是信号。中国最早靠这两条商道以输出丝绸为主，叫“丝绸之路”或“草原丝绸之路”，尤其在通往西域乃至通向欧洲的丝绸之路，所修筑的长城是确保丝路商道安全的屏障，如“汉塞”，就是为了保障通往亚欧“丝绸之路”而修筑的；在通往亚欧与北方草原的丝绸路上，后来又以输出瓷器为主，又叫“瓷器之路”；再后来，又以输出茶叶为主，叫“茶叶之路”，但这些都可归纳在长城贸易的成分里。长城贸易包含了交易场所、商道与安全保障。
茶马互市是古代中原地区与北方草原少数民族地区商业贸易的主要形式，这与草原民族生活习俗有关。是朝廷在北方游牧民族中尚不具备征税条件的地区实行的一种财政措施。
中原地区之饮茶风尚，流传于塞外之后，成为北部边塞地区诸游牧民族日常生活之必须。《新唐书·陆羽传》载：“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源、之法、之具，尤备，开下盖知饮茶矣。……其后尚茶成风，时回纥入朝，始趋马市茶”。《宋史·职官志》载：程子邵曾问，宋徽宗帝进言谓：“戎俗食肉，饮酪，故茶贵病于难得”；吏部郎阎仓舒说：“夷人一日无茶，难以生”；宋臣王诏亦进言：“西人颇以善马至边，马中国所利也；而虏所嗜唯茶，今茶之无从上市，是坐而失利。”《宋史·食货志》载：“番人嗜茶，不得茶则困以病，固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也。”由此可见，以茶易市对维护在西南地区和控制北方的安全与稳定起着重要作用，是中原王朝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的治边政策。同时，通过茶马贸易，还满足了封建王朝对战马的需要，且为朝廷提供一笔巨额的茶利收入解决军费之需。
草原马对中原王朝有强大的诱惑力，可茶叶对草原民族的诱惑力更大。茶叶对食肉的草原民族来说是助消化的；为适应消化又将茶叶做成奶茶在游牧民族中盛行开来，需求量大增。因茶，即使“茶马互市”在长城上没形成前，在一些个关塞隘口，早就出现了汉人以茶叶与游牧民族进行着畜产品的交易。由中原通往北方长城边关的漫漫长途上，一串串骆驼，一辆辆牛车驮运的货物，茶叶是主要的商品之一；而中原人拿茶叶、丝绸与铁器、粮食等物，与游牧民族换得牛马、皮毛等畜产品。于是，影响中原汉族与西方少数民族的商贸交往词语“茶马之路”便出现了。人们把中原通往北方乃至西方少数民族的商易大道称之为“茶马古道”，把边关贸易场所称之为“关市”、“马市”“互市”“合市”等，虽称呼有别，但本质相同。
唐宋以来，中原人就用茶来交换藏民的马匹。所以，明朝的茶马互市政策，一方面可以”固番人心“，一方面又可以“强中国”，即在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都能得到好处。所以《明史》载：“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如果从政治上讲，茶马互市不是边贸问题，而是对边地民族所采取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安抚政策的具体手段，是制约北方少数民族的一种重要方式。由于自然环境的原因，他们对茶叶十分依赖，因为茶能解毒去病，可以解油腻、助消化，因此，控制了茶叶的供给，就等于控制了他们的生活。明朝为了抵御蒙古的侵扰，需要从西北输入大量的战马，实行了以茶易马的政策在所难免，势在必行。因茶，也免不了发生战争。
对于少数民族而言，和平是为了贸易，战争也是为了贸易。只有和平时期，才会有边关上的贸易；战争是因为长城贸易的中断。
茶马互市在汉代就有了萌芽，称“关市”，一直延及公元5世纪的南北朝时期。宋朝重视“茶马互市”，主要为了维护边疆安全。宋朝初年，内地用铜钱向边疆少数民族购买马匹，但是这些地区的牧民则将卖马的铜钱用来铸造兵器，这在某种程度上威胁到宋朝的边疆安全。因此，宋朝在太平兴国八年，正式禁止以铜钱买马，改用布帛、茶叶、药材等来进行物物交换。
茶叶自宋以来不但成为中原王朝与各个少数民族之间的大宗经贸产品，而且也成为与北方少数民族之间保持友好关系的物质手段。通过茶马贸易，还满足了封建王朝对战马的需要，为朝廷提供了一笔巨额的茶利收入。
大同长城左云境内的幽州城是辽国的城郭，是辽代的一座特殊的商贸城。辽幽州城位于左云威鲁堡东，萧太后在大同焦山佛窟寺登基后就主政幽州城，并引导和发展商业，扩大交流，推行的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倡导的商贸政策。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军事家、政治家，在位期间注重发展农业与商业，一度国力强盛。辽太祖仰慕汉高祖，给自己取汉姓“刘”氏，对其皇后述律平与宫人都赐姓“萧”氏，象征萧何辅佐刘邦。萧绰萧太后就是由此得名。幽州城随辽国的建立而修筑完成，一直是重要繁盛的商贸城市，为发展和推动大同长城经济发挥了巨大作用。
明朝茶马互市，是直接关系到明廷与边地少数民族的关系以及明廷生死存亡的大事，关系到明朝政治、军事、经济以及对北方少数民族政策的问题。
明朝前后200余年（1368—1570年），退回草原的元蒙势力分裂为三大部落，西部为鞑靼，中部为瓦剌，东部为兀良哈，因衰落和分裂已无望复辟中原统治；但明蒙双方时战时和，关系很不稳定，其战争与和平，几乎都与长城贸易紧密相连。
16世纪初，达延汗重新统一蒙古各部，三大部族封建主之间的内讧战争大大减少，草原出现了相对安定局面。达延汗分封诸子，蒙古各部族“画地驻牧”翁万达《明经世文编·北虏求贡疏》卷224.人口得到迅速增殖；但单一粗放的游牧经济难以解决“生齿日多”“食用不足”的矛盾，广大牧民生活“爨无釜，衣无帛”，日渐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宣德九年（1434年）明朝驻大同总兵郑亨奏称：“比年北虏穷困，显慕德化，相率效顺。共所来者，衣裳坏弊，肌体不掩；及有边境难妇被虏掠逸归者，亦皆无衣裳。”《明宣宗实录》卷108，宣德九年二月已未。为了解决日常生活中最为迫切的衣食等困难问题，蒙古封建主们遂改变过去付出巨大血的代价，以武力袭击劫掠获得物品的策略，而积极要求与明朝通贡互市。
为了维护其北部边境的安定，明朝只好交相使用封官受职、通贡互市、军事征伐和闭关绝市，把长城通贡和“马市”贸易，看作对草原鞑靼、瓦剌、兀良哈等诸部实行抚驭羁縻政策的一部分，既表示蒙古诸部与明朝之间松散的政治隶属关系，又施行游牧经济社会与农耕经济社会互通有无的特殊交往联系。
茶马互市不是边贸问题，而是对边地民族所采取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安抚政策的具体手段，明王朝为加强边防力量，一直重视马政建设，能得到品种优良的战马是梦寐以求的愿望。为此，在民间首创了代官养马制度；但代官养马制度解决不了明初战事频繁、马匹奇缺的矛盾。永乐初年，明朝开始修改此项制度，转而大力发展朝贡贸易。
明永乐中期，明朝边政已开始松弛，临近长城的居民和供应边饷的山西商人，大量贩运茶布等货物，出塞与草原牧民开展走私贸易活动，交易牛羊等畜产品。草原按明廷规定，定期派遣贡使率领的商队，赶着大量马驼牛羊并拉上毛皮、野兽裘皮和土特产品，赴北京向明廷“朝贡”；明廷又以赏赐的名义，回赠银币、绸缎、衣帽、靴鞋以及首饰、乐器、珍玩、贵重药品等货物，且多超过“贡物”价值的数倍。还令沿途驿所，为草原贡使、商队无偿提供载运货物的车辆、驼马草料和住宿的禀给供应。《明英宗实录》载：正统年间，仅大同镇一地，就为蒙古贡使“往来接送及延住弥月，供牛羊三千余只，酒三千余坛，米麦一百余石，鸡鹅花果诸物，莫计其数”。开销赏赐蒙古的花费，一年之内就用去帑银达三十余万两之多《明英宗实录》卷89、136.而蒙古诸部向明廷通贡，获经济利益颇显实惠，每次派遣来朝使团人数多达二、三千人，携带贡马和各种皮张等数以万计。《明实录》载，从永乐元年至隆庆四年（1403—1570年）草原派遣来京贡使和商队约800余次。其中，正统至景泰20年间，瓦剌派遣来贡使团达43次，有13次贡使商队人数共计24114人，平均每次达1850余人。前使团未归，后使团踵至，“络绎于道，驼马迭贡于廷”《明世宗实录》卷204,；《明经世文编·论虏情疏》卷19.明廷回赠的“金帛器服，络绎载道”不绝。对如此庞大使团商队和日益强盛的蒙古势力，明廷使用武力限制已不可能。遂于正统三年（1438年），允许在大同等边镇定点开设马市。“马市”贸易改变了“贡市”由官收官卖的限制规定，允许在“马市”将草原赶来的良马，由司掌马市贸易的官员验收，选留上乘马匹作为军马，按官定马价发给金银、绢缎、布帛、茶叶等货物，此乃“官市”贸易；“官市”之后，蒙古人再赶来马驼牛羊驴和拉运的毛皮、马尾等畜产品，继续在“马市”与边商、边民自由议价交易，换取绸缎、绢帕、布帛、针线、食品等货物，此乃“民市”贸易。
在初期的互市过程中，尽管还存在诸多非民间贸易的因素，可蒙古族仍以马为主，随着时间的推移，贸易场所不断扩大，贸易品不断增加，官方逐渐减弱对市场的干预，使得万历以后的蒙汉互市真正形成民间贸易的繁荣局面。
马市贸易，明朝参加者主要是商人；蒙古方面参加者除蒙古贵族外，也有普通的牧民。在讨论封贡互市之初，王崇古就反复强调，“今次虏酋纳款，既非请开马市。其中议开市一节，如辽东开源、广宁开市，听夷商自相交易，亦非以官为市，靡费京运银缎之比”“议者之于马市，职窃以为过矣。夫往年之开马市者，虏骑充斥，凭陵中士乃为此媚虏之计，欲以此中俺答之欲；以求缓旦夕，与宋之纳币何异”？ 张居正在《答王鉴川计贡市利害》一信中，也指出：“至于昔年奏开马市，官给马价市易胡马，彼拥兵压境，恃强求市，以款缎驽罢，索我数倍之利……今则官为开集市场，使与边民贸易有无，稍力之约束，毋得阑出中国财物及应禁者。其期或三日或二日而止。如辽开原事例,又岂马市可同日语乎？”所有这些，都强调了茶马互市中的“夷商”平等地位和它的商业经济性质。从互市的物品看，蒙古方面主要以“金银、牛马、皮张、马尾”等交换明朝商人的缎绢、布匹、锅釜”等物，用以满足蒙古牧民的日常生活所需，也为明朝商人提供了商业资本，夷商两便，相互得利。
大同等地“马市”贸易开设之后，蒙古各部都渴望通过互市交易，获得更多金银、绸缎、衣帽、靴袜、茶叶等物品。山西等地原先充任供应边镇粮饷的“边商”大贾深谙世事，认为与蒙古交易更能获取巨额利润。于是，他们纷纷从中原和东南沿海地区，贩运大量绸缎、茶叶等物品，到大同长城边镇市场进行交易。然而，这样的交易受到明廷的限制，明廷只允许沿长城开设少量“马市”进行定期交易，其目的出于为制驭蒙古侵扰边境，巩固边镇的防御措施而考虑；在边防松弛情况下，采取“抚驭羁縻”策略，防止蒙古发动武装进犯行动。诚如明世宗朱厚熜所言：“国家初与虏为市，本为羁縻之术”。这种交易，明廷是既得利益者，可得到边塞防御急需补充的大量蒙古良种军马。因此，从“马市”一开始，不仅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且开市与禁市，完全按照明廷的政治需要而定。
大同马市，自正统三年（1438年）开设，延及十四年（1449年），因蒙古瓦剌部与明英宗朱祈镇率领“亲征”大军在土木堡交战中，瓦剌部首领也先俘获了明英宗，明廷即宣布大同长城“马市”关闭。至天顺六年（1462年），明廷又允许蒙古派遣商队来大同马市交易，大同长城马市遂恢复重启。弘治年间，东蒙古达延汗与明廷关系再度紧张，遂又停市。其间，虽然明廷明令禁止边塞官民与蒙古私市贸易；但蒙汉双方为了各自经济利益，边塞居民和边商不顾明廷禁令，长城走私贸易日益凸显，出现“远近商贾多以铁货”与蒙古交易现象。《明孝宗实录》载：“在京口外官员军民人等，往往通诸匠作，似造军器等物，俟瓦剌使臣回日，于闲僻之地，私相交易，甚至将官给军器俱卖出境，该管官司纵而不问”《明孝宗实录》卷150，弘治十二年五月壬午。可见，这种交易是与边镇驻防的官兵上下勾结的，是边政腐败的反映。
隆庆四年（1570年）“隆庆议和”，明蒙关系得到改善。俺答汗为给日益发展的畜牧经济产品打开销路，换取汉族久已渴望的生产与生活用品，次年与明廷达成重开大同等13处“马市”贸易协议。明廷颁诏，邀中原江南和沿海地区“广招商贩，听令贸易。布帛、菽粟、皮革，远自江、淮、湖、广，辐辏塞下，因收其税，以充犒赏”《明史·王崇古传》卷222.在马市交易中，蒙汉边境居民间，还相互自由贸易交换日常用品，如“以釜得裘，铁得羊肘，细耳坠得马尾，火石得羔皮”峨眉山人：《译语》见沈节甫：《记录汇编》卷161.等。
“茶马互市”，不仅给中原王朝带来长期的和平安定，而且促进了经济的迅速发展，就在这一时期，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学界甚至以此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隆庆议和，使得大同、宣府等地马市贸易得以长足发展。据不完全统计，至万历十年（1582年），在大同、宣府、水泉营三处马市贸易中，每年明廷获得良种马5万匹以上。除官市外，民市交易也风生水起，边商与蒙古交易所得马、牛、骡、羊和毛皮、马鬃、马尾等畜产品交易数，往往要超过官市交易总额的数倍以上。这为发展中原和江南日益兴盛的手工业和纺织业生产，提供了原料和市场稀有产品。《云间据目抄》载：“鬃巾始于丁卯（隆庆元年），以后其制渐高，今又易盈”“今又有马尾罗巾、高淳罗巾，而马尾罗巾者，与鬃巾已似乱真矣。”江南的苏、杭、嘉兴、湖州、扬州等地罗缎、绢绸、帛帕等丝织品“俱走秦、晋、京、边诸路”的马市，因而将“茶马互市”与“绢马互市”混为一谈，其产品深受蒙古等游牧民族喜爱。这种频繁热闹的马市贸易，造就出一批颇为熟悉蒙古等北方游牧民族生活习俗和供求所需的民族贸易商人，被统称为“边商”，但大都为“晋商”，也有部分贩运江南丝茶、盐引的两淮商人。无论“边商”“淮商”，互补共济，形成供应大同等长城马市茶货、丝绸、绢帕等物品贸易的畅通渠道。“大同地方军民杂处，商贾辐辏，比之他处有同”《皇明条法事类纂》卷42.“至若陆驮水航之物，藏山隐海之珍，靡不辐辏而至者，大都多东南之产，而转贩之力也”（顺治）《云中郡志》卷13.而“大同杀虎堡，为云中第一要冲地，虏自献琛以来，汉夷贸迁，蚁聚城市，日不下五六百骑。甚至还有杯酒流连，喧嚣讧殴者”《明世宗实录》卷558.为管理有序，明廷在这些马市专设税收官吏，用征收马市贸易所得之税金，来犒赏戍边镇卫官兵。据王騭绘制万历《马市图》序文：“规方墉地，百货坌集，车庐马驼，羊旗毳布”，生动描述了马市交易情景。而且前来交易蒙汉商人，还汇聚酒肆饭馆，讴歌畅饮，流连忘返，彻日夜不绝于耳，亦反映出边塞马市商人与蒙古交易时的繁荣景象。
茶马互市既是一个纵向问题，也是一个横向问题，在两千多年曲折的发展过程中，几乎影响到了世界各地，也不时产生着贸易上的奇葩。
回鹘人喜欢中原丝织品，因助唐平叛有功，每年都像回鹘赠送绢2万匹，对回纥人极为有利，回纥人从内地换取大量的丝绢、茶叶和其他茶品，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主要转运到中亚各地销售获取厚利。
晋商是明清商帮中重要一支，其中的茶商以明茶马互市为发端，至清代日渐兴盛，成为国内主要茶叶商帮之一。湖南是著名茶叶产区，晋商在湖南安化采茶、制茶，并将加工后的茶叶运销到西北部边陲茶市，实现了一体化的经营方式，促进了国内及国际茶叶贸易的发展。随着茶叶贸易的兴盛，安化当地形成了以茶叶生产、加工及包装一体化的地区生产格局，极大地促进了湖南及安化当地经济的发展，晋帮茶商也因此获利，二者在茶叶贸易中形成了良性的互动机制。
胡汉互市往往会心照不宣，中原王朝害怕草原民族在互市贸易中获取更多物资财富而强大，在贸易中进行种种限制，如交易时间、范围、品种、数量等。规定互市交易，每个人“唯以牛羊驼马、皮毛之物，与契丹为交易。”《契丹国志》卷3.具体交换物品有细马、鹿马、驼、锦绮、苁蓉、柑石、井盐、沙狐皮、金腰带、细衣、金涂鞍辔马、素鞍辔马、弓箭器杖、细锦绮罗绫、衣著绢、酒果子等《辽史》兴忠纪，重熙二年。到了唐代逐渐形成了规则，宋朝进一步得以完善，专门设置“检举茶监司”管理茶马交易的机构。明朝沿袭了宋朝的做法，在交易的地方设置“茶马司”，专司以茶易马的职能，来保证茶马互市的实施。以收羁縻番人之心，控制番夷治边而固边睦邻。《陕西通志》载：“睦邻不以金缯，控驭不以师旅，以师微物，寄疆场之大权，其唯茶乎。我之所有，彼之所无”可见茶马互市对固边睦邻之重要作用。
茶马司的职责是：“掌榷茶之利，以佐邦用；凡市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茶马互市应该与茶马司同时产生。在大同、宣府等重镇马市，明廷和俺答汗双方均派遣文武官员率兵卒，前往监督和维持贸易秩序。明廷派遣官兵500人驻市场，蒙古派骑兵300人驻边外。
以茶易马，换取他们日常生活必需品，不准私贩，严禁商贩运到沿边地区去卖，甚至不准将籽、苗带到边境，凡贩私则予处死，或充军三千里以外；规定无论官市与民市，一律严禁在马市用“兵器、铜铁”等货物与蒙古交易。
“茶马司”官员失察者也要治罪。立法如此严酷，目的在于通过内地来控制边区少数民族，强化他们的统治。由此达到“以茶治边”的目的。但在客观上，茶马互市也促进了我国民族经济的交流与发展。
《明律》载：“私茶出境与关隘失察者，并凌迟处死。洪武时驸马都尉欧阳伦使西域，因犯私茶，赐死罪。”明代茶官还经常持金牌到各地巡视茶叶采运情况。
清初，在茶叶管理上沿用明律：“凡通接西番关隘处所，拨官军巡守，遇有夹带私茶出境者，拿解治罪，番僧亦许沿途官司盘验，如有夹带奸人私茶，则茶货入官，伴送夹带人送官治罪”。康熙四十三年后，管理虽有放松，但也只允许出界人带茶不多于十斤，如驴驮车载，乃按私茶治罪。同治十三年（1874年），陕甘总督左宗棠制定了茶叶经销试行章程8节，规定茶叶采用均先办引票，待茶叶运兰州检验后方可行销。
明时茶法有三：“曰官茶，储边易马；曰商茶，给引征课；曰贡茶，则上用也。清因之。”清初沿袭明代旧制，对边疆少数民族实行“茶马互市”特殊贸易方式，以达到由清廷直接控制和羁縻、安抚边疆少数民族，消弭隐患，巩固边防效果，亦是承袭明代针对蒙古高原游牧民族对茶叶的特别需求所采取“制夷”的政治手段。认为“蕃人恃茶以生，固严法以禁之，易马以酬之，以制蕃人之死命”《明史·食货志》卷80，志第56，茶法。缘于此，蒙古各部组织巨大贸易商队，赶着牛马羊等畜群，驮载大量毛皮、野兽裘皮等土特产，远道跋涉来到大同长城沿线马市，在清廷指定的大同等边贸城镇茶马司榷场进行互市贸易。此外，清廷除以茶易马充作军备之外，还通过由官方来控制民族贸易形式，达到“彼得茶而怀向顺，我得马而壮军威”，即从政治上促使西北蒙番诸部归附清朝和军事上壮大清军威势的双重作用。
清代，“茶马互市”作为一种重要制度逐渐从历史的地平线上淡出，取而代之出现了“边茶贸易”制度。由于交通和经济的发展以及汉蒙交流的增加，进入茶马古道沿线的商品种类大幅增加。蒙族对茶叶的需求有增无减，汉蒙之间的贸易范围更加广泛，“茶马古道”沿线的民间贸易则益加繁荣。直到清文宗，地方马场奉命裁撤，各地军队所需马匹统归自购，官府设置的茶马交易随之停废，延续400余年的茶马互市交易自此终止。
六、长城贸易的基础条件
长城贸易在货币与物资交流萌生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交通运输问题，总得想办法把贸易交换的物资或产品运输到长城马市交易场所，这就需要畅通的道路与运输工具。
原始社会，人与人或部落之间的贸易活动，主要靠肩挑背抗，贸易规模受到极大限制，远途交流更不可能。随着历史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交通运输方式不断创造与改进，蓄力逐渐代替人力，驼队让位于车队，一直延续到晚清至民国时期。而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车的发明、道路的修通无疑起到了推动贸易强有力的杠杆作用。
《世本》载：“禹时奚仲造车”，《淮南子》亦载：“见飞蓬转而知为车……上古圣人睹转蓬为轮，轮行可载，因物知生，复之为舆，舆轮相乘，流运罔极，任重致远，以利天下”。在大禹治水时，奚仲看见蓬草被风吹得转动，想到了轮子，于是就发明了“车”。车可以载更多的物资，可以不用卸载走得更远，方便天下物资交流。
车的发明，伴随劳动分工的出现与种植和养殖业的发展，为贸易创造了前期条件。商朝时，居住在中原地区的殷人，喜欢在秋收后牵着牛拉着车载上货物到远处去做买卖。《尚书·酒诰》也有殷人“肇牵牛车远服贾”的记载，后人习惯把商朝殷人所从事的这种贸易活动称之为“商业”，把这类专业人称之为“商人”。
商朝农耕经济已经相当发达，手工业也得到空前发展。西周周公颁布赦命，允许民众开展商贸活动，用所得收入孝养父母，随着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的发展，商贸活动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互相交流也相应得以扩大。春秋战国时，秦、赵、燕三国北方疆土不断扩大，各个诸侯国之间以及诸侯国与游牧民族的交流日益深入，商贸界涌现出了一批巨商富贾，如范蠡与吕不韦等。《史记·货殖列传》载：“从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可见那时商贸活动已很昌盛。司马迁在《史记》中还描述了一个叫乌氏倮的商人，他先是从事畜牧业的，等到把牲畜卖了之后，购买大量丝绸和奇珍异物，暗中献给戎王，戎王又以十倍的物品相赠，并送他大量牲畜，至使乌氏倮牲畜多的无法计算，只好以山谷作为计量单位。从史籍的记录中，古代的商贸活动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对草原地区的波及影响亦显超常。大同作为草原与中原的长城交界地，无疑为繁荣商贸活动搭建了口岸平台，为沟通草原与中原的经济往来扮演了重要角色。
明“开中法”的实施运粮到长城沿线，须畅通无阻的道路，“惟兵饷与驿马二项最为难处。兵不设无以弭盗，粮不继无以饷兵，故督粮道往往以饷之急告。”《明经世文》卷419，第4561页。然再从长城换得盐引，去盐场领盐还得走畅通无阻的道路，尤其靠贩盐起家的山西晋商，更得靠安全无阻的通道，道路畅通是实施“开中法”的基本条件。
古道沿盆地、川水、河谷而开辟，地理环境是形成古道的先决条件。雁门古道即是沿大同盆地桑干河开辟形成，又因雁门山及最古老的雁门关命名。大同盆地因众多纵横交错支流汇成的桑干河形成雁门古道。
由中原通往草原开辟的古道，穿过太行山陉口，翻过雁门关，经马邑、前往阴山，是中原通向北方草原的重要交通干线，也是中原王朝军队出征漠北的重要行军路线。这条古道从周朝或更早就开辟出来了。准确地说，大同位于这条交通线的东侧，武州塞（左云）是主干道区域，出阴山余脉的武州塞口，即云阳谷的红砂岩口便踏上塞外地界，再沿古道深入草原腹地。
《太平寰宇记》载：“又《冀州图》云：“入塞三道。自周、秦、汉、魏以来，前后出师北伐唯有三道。其中道，正北发太原，经雁门、马邑、云中、出五原塞，直向龙城，即匈奴单于十月大会祭天之所也”《太平寰宇记》卷49。中道是由中原前往北部地区的最捷径的交通路线，其具体路程是沿汾河上游北上，经忻州盆地到达滹沱河上游，再由代县越过雁门关向西北进发，抵达马邑，从这里继续北进到达左云出武州塞口通向漠北草原。这段大同盆地之路“州南控雁门，北接云朔。地势平衍，易于驰突，守御要地也。”《读史方舆纪要》卷44.通塞中路，在隋代《冀州图经》中标记为出师中道，可以说从更早的西周起，便作为自黄河中游前往西北边外的交通路线出现在史料记载之中，所谓的穆王西征路就指这条古道。
《冀州图经》中所说的中道。如果自大同出发，经过善无（右玉）、牛川抵达云中（托克托），便可与这条交通干线相会，然后经白道前往漠北。然而，自北魏后，除通塞中路外，大同又有两条可通向漠北草原的道路：自大同东之于延水上游的长川出发（出天镇新平口），翻越张北台地西部然后北上；自大同出发，基本沿一条直线朝正北方进经丰镇、集宁等地，翻越阴山山脉北上直达漠北。无论是走通塞中路，还是走直达大漠的北路，左云均属交通枢纽口岸。大同长城贸易，左云地位举足轻重，雁门古道与云中古道交会于此。
大同向南，无论沿着漳水路南下至洛阳，还是经由井陉路去河北平原，或沿汾河路前往西安，雁门关属必经之古隘，与自古存在的经由云中、马邑、雁门关、太原而纵贯南北的交通干线交会，然后分赴各个地区。
雁门关不仅是位于纵贯山西台地中央的南北交通干线之上的重要关口，而且与东部的灵丘之间，也有一条重要商路相通，称莎泉道，亦称灵丘道，属太延二年（436年）以后开通的一条新的线路。莎泉道沿滱水西行，东连涞源，经西北浑源抵达大同；莎泉道西接雁门关，其间也有道路相通，成为连接大同与黄河中游一带的交通线。东南可以通向倒马关。
大同交通便捷，贡道畅通，应该是北魏建都时打下的基础。大同至河北平原的交通路线就属北魏修建。
河北平原，在华北农业产区中居于最为重要的地位，北魏为保证太行山东麓地区至太行山脉东麓的交通线路畅通无阻，付出了一定的代价，最终使得桑干河上游地区与中山城之间的交通保持了畅通，保证了经由上谷的路线。隋时修通大运河，又与上谷线相接。在中山城与桑干河流域之间，还有一条飞狐古道，即今之涞源县通往蔚县的途经飞狐口的飞狐道，一直是平城与中山城之间交通往来的必经孔道，北可通怀来县，南可通常山方面。《史记》马四案：“蜚狐在代郡西南”；又《史记·正义》案：“蔚州飞狐县北百五十里有秦汉故郡城，西南有山，俗号为‘飞狐口’也”《史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七册第2695页。可见古道历史久矣。
大同通往河北的交通线路，除利用古已有之的经由倒马关的飞狐道作为桑干河上游地区与中山城附近一带的交通路线外，还有一条自中山城前往飞狐道时不经倒马关而直接北上，沿着陡峭山路到达涞源的路线，这是北魏天兴元年修筑的直道，其意图是以中山城为据点锐意经营河北和山东等地。
中原到草原的三条通塞道路，既是出师塞外的三条道路，也是进行经济与文化交流的三条道路。大同长城贸易，利用的就是通塞中路。这条道自古就是汉人以大同为跳板向北方发展的必由之路，是匈奴与中原往来的干线，亦是“茶马”“绢马”交易的主要交通路线。
上述古道是明代实施开中法，保障大同都卫或山西行都司守卫长城运粮的必备条件，亦是大同长城贸易必备的交通条件。
万里茶道在山西北部的路线是以大同为中心，向西经左云、云阳、牛心、杀虎口至归化（呼和浩特市）；向东至张家口或至北京。
在右玉县曾发现了一帖从杀虎口至京都的路程单，记载了从归化城去往北京的路线，进入朔平经大同往北京各点以及点与点之间的里程：“杀虎口至朔平府二十里，朔平府至红土岭十五里，红土岭至黄土坡十五里，黄土坡至牛心堡十五里，牛心堡至云阳二十里，云阳至葛家园二十五里，葛家园至云西堡十五里，云西堡至旧高山十五里，旧高山至新高山十五里，新高山至白庙子十五里，白庙子至云刚（冈）十五里，云刚（冈）至大同府三十里，大同至三十里铺三十里，三十里铺至聚洛三十里，聚洛至王官屯三十里，王官屯至阳高三十里，阳高至三十里铺三十里，三十里铺至天镇三十里，天镇至张家河底三十里……”。归化城是明末清初口外贸易迅速崛起的城市，其中沟通归化城与北京之间的路线无疑是重要的商贸之路。这张路程单是北京连接归化城商路的重要依据。
大同左云，作为历史上有名的军事要塞，其最为重要的是路经它的交通要道与茶马商道。左云山高（最高山峰五路山主峰古道山海拔达2014米）、谷深、峡长，其西南部小京庄境内的元子河西流南折，到东古城南入右玉境，经山阴朔县等县，在原朔县（今朔城区）北山（古称桑干山，今洪涛山西段）林家口一带出山，全长约百公里左右。这条险要的峡谷中流淌的元子河古称“武州塞水”，属“武州川水”支流。武州塞水所在的这条河谷，正是汉人设计诱匈奴入塞险些引起大战的“马邑之谋”的发生地。马邑即今朔州市朔城区之所在地。在左云正南与东南方，分别有两条峡谷，一条是由今酸茨河村西的大南河（又称酸刺河，因河两岸长满刺人的沙棘，俗称酸刺而名）谷地。大南河由酸茨河村南部山阴县境的马营一带发源北流，经酸茨河村西入元子河（元子河上游支流之一）。这段河谷长约20公里，由山阴县的马营村（乡驻地）向东南又是一条峡谷，与大峪河通。马营东十余里是偏岭（洪涛山主峰东北方向）。偏岭位于洪涛山之巅，南经梁头可达岭南的平川，这是古代左云的又一条南部交通与茶马商道。此道南由洪涛山下的魏庄东起，沿洪涛山南攀上山顶至偏岭，然后由偏岭入大南岭谷地一直到酸茨河村。酸茨河村因河而名，这里自古就是左云县南部的商贸集散地之一。明、清和民国年间，酸茨河是雁门关以南的崞县、代县、定襄、繁峙、五台、忻州及祁县、平遥等晋中一带行商往来绥远、包头等地的主要路线。但交通条件特别落后，只能行走骡马、毛驴、骆驼。行商们为走近路，出雁门关后，从山阴县的偏岭峪上山，穿过偏岭口，进入左云地段，然后向西北方向经杀虎口，前往绥远，包头、蒙、俄一带。偏岭峪口距酸茨河约三十多公里的山路，正好是一日的行程。所以，这个只有三四十户人家的酸茨河村就有四座大客店：广盛店，在大路的北侧，由两处院落组成，占地五亩多，有柜房、客房、伙房、马棚、草房、仓库等四十多间，……这座客店，是村中经营的最大一座；大南店，在大路的南侧，占地五亩，房屋三十多间；北大店，在大路的北侧，大南店的斜对面，占地三亩左右，房屋二十多间；大店院，在村中央，占地四亩，三院连环，房屋三十多间。另外，还有大路北侧的秦家、王家两个小店，在旺季客流量大的时候，其他农户也临时留客。左云县正南的另一条交通要道，是马道头乡南部的大峪河谷地。据推测，在秦汉时就有商人来往于此。直到现在，仍然是左云的南部交通咽喉。“南有马道头，北有宁鲁口”，这句流传在民间的俗语，道出了这条峡谷的重要。这条山峡北起马道头村东南数里的南辛窑村，南至怀仁的大峪口，中间流淌的大峪河，使得这条谷地以河而名，称“大峪河谷地”，宋代杨家将曾经屯兵红羊峪，就在此谷地西部一条山岔之中。此条谷地呈西北东南走向，长约20公里。由于此河谷较宽，可走车辆，故一直是左云的南出口。即便今天，这里仍是210省道以及左云至怀仁、应县、山阴、朔州乃至省城太原的必经之路。左云的东部交通要道是云冈石窟所在的十里河谷地，叫“云冈峪”，也是狭义的武州塞（云冈石窟之山叫武州山）。谷中河古称武州川水（今称十里河），据称古时还可行舟，到明代时河水变少，与水随行，谷地成为交通要道，特别是大同向西，直通呼和浩特（旧称绥远）包头，乃至蒙古大圐圙（乌兰巴托）的交通要道。北魏时，更是京都平城与旧都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联系的必经之地。明代时这条道称为“官道”，是左云大地上古代的“雁门古道”“云中古道”之一段。武州县城先在今小京庄乡东古城村东河谷地中赵武灵王建的“武州塞”（中塞城）之处。汉元帝竟宁元年（前33年）王昭君出塞，因旧武州县城多年后破烂不堪而移治白羊城，重建城垣（即今左云城东北五里古城村北之古城）。这座后来的武州塞城不仅是县治，更是交通、邮驿、商贸往来的重要站点。由平城（大同）东来的邮差、商队要在此经过或食宿。过了白羊城，再向西北行，即到五路山东麓。因为此山高峻，称古道峰，即因山旁有条古道而得名。此古道东接白羊城，西通右玉杀虎口。在翻越五路山时，因山太高，于是在山顶用人工劈开一个长约60多米、深约30米的陉口——红砂岩口。因此山正好是一座死火山，山上都是红色峰窝状火山石（俗称浮石），故得名为“红砂岩石”。红砂岩口东连平城，南通勾注（雁门关）、晋阳（太原），西连杀虎口（古称苍鹤陉、参合陉、白狼关等），直通绥远、包头乃至漠北、蒙古。杀虎口以内的道路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雁门古道”（因秦汉时这里为雁门郡地，其雁门郡治善无即今右卫镇，故名）。而红砂岩口，又是雁门古道必经的山口。直至明清，由大同至右玉城、杀虎口，一直走红砂岩口。在红砂岩口经过的除官差邮递人员外，大都是商贸的骡马与驼队或牛马车辆。典籍称雁门古道:“其地绾彀南北、直雁门之北，乱嶂重叠，崎路险恶，内拱神京，外控大漠，实三晋之要冲，北门之扃钥也。”
中国通往西域之路，乃连接了欧亚大陆，穆天子西巡有史籍记载，又有张骞出塞予以疏通巩固，形成“丝绸之路”；且这条丝绸之路一直没有断开，到了北魏时期，成为“贡道”，西域的珠宝类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国内地。从“北魏时代西域诸国朝贡表”可看出，西域诸国流向平城（大同）的珠宝类以及其他商品的交易盛况，曾出现过多次高潮。为此，大同亦成为“丝绸之路”的起点，将大同长城贸易延伸到西域乃至欧洲。如果就大同长城贸易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言，大同的建立与存在，正是以疏通的丝绸之路、丝路茶道以及或远或近的一条条商贸通道，将欧亚大陆和大漠草原连接起来，使得中国文化影响远播，中国的版图不断扩大。大同能成为中国历史北方军事重镇与商贸大集镇，与它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条件是分不开的。因而，多个朝代国之智慧、军事战略人才、商贸大贾往这里涌集，也就不足为奇了。
七、开中法与长城贸易
明朱元璋将蒙元残余统治势力赶回草原后，分裂为三大部落割据状态，内部矛盾与外部矛盾纷至沓来，自相争雄的内讧战争连绵不断。虽然如此，但那属兄弟阋墙问题，长城沿线仍然烽烟相继，战马频嘶，蒙元企图复辟中原的梦想并未断开，却断隔了中原和中亚各国商人前来大同“交易地点”的贸易梦想。
蒙古族为了解决和维持基本的生活条件需求，通过发动周期性对中原和邻近游牧民的袭击、劫掠战争，获得日常生产与生活的必需品。蒙古族该掠夺性的袭击、劫掠似乎成了常规职业，使从前蒙古地区的“工匠和农民的居住地区也完全消失了”《蒙古社会制度史》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遭受了极大的破坏。然而，他们所发动的冒险袭击、劫掠征战，往往要付出巨大的的血的代价。为此，蒙古族迫切希望开通长城交易市场，以解生产与生活之燃眉之急；但明王朝对长城的经济封锁不予松动，反而布置大量守军，每年需付出大量的边饷，以解决边防重兵的物资供应。
明廷保障九边重镇，每年从全国各地征收租税库帑，几乎拨出大量白银用于购买粮食、布帛、花绒等军需物资和边饷的供应。其时，华北各省出产的粮食、手工艺品，华中、华南和沿海各地出产的各种物资，都必须依靠商人远道运输到长城一线，大同尤重。显而易见，“明代在华北诸省的北部、长城沿线一带，从全国各地以租税的形式收取上来的白银都挥霍在这里了。与此相应的华中、华南的物资也在这一地带为目标被源源不断地运来了。”《明末清初物资流通的一般情况》（日本·藤井宏）即使如此，仍远远满足不了长城沿线的军饷供应。于是，明廷又做出了边塞驻军屯田种粮的决策。这似乎荒唐，戍边军队执行防卫守边任务已很艰辛，再指望他们屯田生产粮食解决边饷，显然收效甚微。《明武宗实录》载：户部疏称“各边初皆取给屯田，后以屯田渐驰，屯军亦多掣回守城，边饷是唯民运是赖矣。而其派运之数，又多逋负，故岁运往往不敷，乃以银盐济之。非得以也，舍此是无长策……”《明武宗实录》正德三年（1508年）四月申戊。明廷绞尽脑汁无果后只好实行“开中法”，号召商人由中原各地运输粮食至边塞储备，由纳实物改为纳盐，在大同重镇地区开先河，由此兴起了以朝廷为买主的大宗粮食等交易活动，把边远粮货商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这些商人为节省投资成本，甚至仿效军屯搞起了商屯，在大同地区开垦种粮，或就地收购入仓供饷换取盐引，以攫取巨额重利。
大同长城供饷，使得行商坐贾贸易的积极性变得异常活跃。明人唐顺之说：“商贾边储所本，商贾病则粟不来，粟不来则边人坐困。”《唐荆川先生文集》卷10，“户部郎中林君墓志铭”。可见明朝在北部边塞各镇卫地区供应中，商人的作用是多么的重要。
“开中法”是明廷实行的以盐、茶为中介，召募商人输纳军粮、马匹等物资的方法，利用手中的食盐专卖权，吸引商人纳粟于边，官给引目，支盐于坐派之场，货卖于限定地方。为达到这个目的，明廷曾竭尽全力为商人开中销盐提供方便。其理由是“盐曷为法也，藉足国也，盐曷为足国也，国耗在边，而边之陆輓甚难，故假盐之利以招商，藉商人之力以储粟，积商人之粟以实边。”《明经世文编》卷215第2251页。
“开中法”明洪武三年（1370年）从大同开始，商人输粮到长城换取盐引，再凭引领盐运到指定地区销售。洪武四年（1371年），制定中盐则例，计道路远近，运粮多寡，考虑中纳商人能否获利等因素，以确定粮引兑换额。
明代制订和付诸实施这项政策，给予了商人贩卖食盐一定的资格。具体步骤是，商人将粮食运往朝廷指定的长城地区换取的盐引，去朝廷指定的盐场换取食盐，再运往朝廷指定的地方进行销售，“中盐之法，军守边，民供饷，以盐居其中，为之枢纽，故曰开中。”这项变革的核心内容是，将盐的国家专卖制正式演变为国家垄断下的合法商人经营，使重农抑商政策得到根本改变，调动民间资本与劳动力的积极性，以加强朝廷专制集权的统治。
山西商人以地理等方便条件，从事北部边塞贸易历史悠久，加之明代大同以及北边的防卫体制和边饷供应政策，要比其他地区商人经营发展计胜一筹，从中原内地贩运大宗粮食到长城交易，趁契机逐渐发展起来，尤其大同长城“极临边境”沿线，颇获重利，这为以后他们从事大同长城马市贸易以及晋商的崛起奠定了基础，为当下大同长城贸易带来繁盛热闹，使大同地区呈现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活力景象。据《朔平府志》载：“左云县，明初设卫，为云西要路，兵道协镇，驻于斯。粮饷商旅，多所经过，城关接连，室庐相望，颇称富庶，文武科甲将帅世宦簪缨不绝。”雍正《朔平府志》卷3，方兴志，风俗。 谢肇制《五杂俎》云：“九边如大同，其繁华富庶不下江南，而妇女之美丽、什物之精好，皆边陲所无者。”可见“开中法”给大同长城带来的神奇效应。
催生了长城军需的贸易。开中法在大同镇的实施，几乎贯彻整个明代。不仅解决了边防长城一线守军的粮草问题，还促进了长城物资贸易，改善和丰富了长城沿线军民们的生产与生活条件，增加并固定了边地驻军住民。
洪武年间.“盐法边计，相辅而行”，实施开中法，立收“转运费省而边储充的效果”。九边各镇“多招商中盐以为边储”。“国初之法，尽收盐策以佐边储。”《明经世文编》，卷409第4443页。
洪武四年（1371年），户部制定各地淮、浙、山东中盐之例，定大同府仓盐一引输米“淮盐一石，浙盐八斗”《明太祖实录》巻61，洪武四年三月癸酉条。“大同都卫指挥使耿忠请以山东、山西盐课，折收绵布、白金，赴大同易米，以备军饷”。《明太祖实录》卷62，洪武四年三月癸酉卯条。开始了纳棉布、白金中盐。开中的方式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由纳米中盐、纳钞中盐发展为纳银、纳铁、纳麦豆、纳茶马、纳丝绢、纳棉布中盐等12种，从而使盐在产品交换中充当重要媒介。中盐之法多属因事而设的应急措施。洪武十九年（1386年），大同知府郑彦康奏：“往岁大同中纳盐粮，交易者多，所以税课益增，自停盐粮，近年税课亏耗不及旧额”《明太祖实录》卷179，洪武十九年十一月庚申条。可见开中法的实施，不仅纾缓了大同镇边粮供应的紧张，也增加了当地的税赋收入，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洪武时，岁办大引盐三十五万二千余引”。
永乐年间 。朱棣为迁都和营建北京，两次诏令各地暂停开中，集中纳粮运京，以使北平粮储足够数十万工匠人等数年食用。出现了“不次支给”《明太宗实录》巻227，永乐十八年七月庚子条。降低商人中纳米数的现象，开中盐“守支”难成了问题；但充实边储始终没有停止。
宣德二年（1427年），大同总兵武安侯郑亨奏：“大同每岁召商中纳盐粮，以实边储，因淮、浙盐每引纳米三斗，久乃得支，人少有至者，乞每引减米五升，不次支给，则商旅必至，边廪可充”《明宣宗实录》卷30，宣德二年八月戊午条。各盐场距大同镇途程险远是实施开中法所面临的问题，守支时长成了主要问题，消减了商人纳粮开中的积极性。因而，降低盐引纳米之数，推行“不次支给”，缩短商人守支时间，缓解大同镇边仓不足，势在必行。此事引起朝廷关注，及时采取了必要的补救措施。
明实录宣德五年（1430年）十月癸酉条记载：户部因山西运交大同、宣府两镇的秋粮负欠甚多，计划向两镇运输当地特产，换成米粮缴纳。为了配合这件事的实施，山西布政司拟定了转输事宜六条中指出：“山西岁纳大同、宣府之粮，宜征民间所产有，度边境所宜用，若布、绢、棉花、茶、盐、农器等物，估其时值，十分减二，远赴边上，令掌收粮官，辨验酌量，市米上仓。”上述两镇军粮若在一地换买完成恐有不便，还可以在应州、朔州、蔚州、浑源州、高山城等地素称粮仓的地方设立仓库，让官员负责视地方实际情形换成粮食以充实仓库。对此事，寺田隆信的《山西商人研究》也曾提及。
正统五年（1440年）正月，两淮都转运使司奏：“各处纳米中盐商客，有永乐者侯支，到今祖父子孙相代，尚不能得者”《明英宗实录》卷63，正统五年正月丁卯条。道出30多年前发行的盐引尚未兑换完毕。行在户部亦奏：“盐商因守支年久，虽减轻开中，少有上纳者，恐误边储。请令云南、福建、四川、广东、河东盐，仍其旧。其两淮、两浙、长芦，每岁盐以十分为率，八分给守支客商，二分令巡按监察御史、按察司官，见数存积，遇边方急用粮日，召商中纳支给，庶官民两便，不致误事”《明英宗实录》卷66，正统五年四月癸巳条。鉴于此，中盐分为常股和存积，英宗批准了户部的建议。《明史·食货志》载：“凡中常股者价轻，中存积者价重”。（清）张廷玉：《明史》巻80《食货志（4）》，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37页。可中常股得排队等候，中存积则随到随取。于是，盐引分类、开中定额，是这一时期的制度创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开中法“守支”面临的压力。
景泰年间。“土木之变”后，瓦剌不断袭扰边线，大同镇兵损马亡甚多，粮草严重缺乏。景泰元年（1450年），“命召商于大同、宣府并大同府左、右二卫中纳盐粮。其中淮盐者，每引纳米豆六斗或谷草八束，或秋青草十二束。中浙盐者，每引纳米豆四斗或谷草六束，或秋青草九束。中长芦盐者，每引纳米豆三斗或谷草三束，或秋青草六束。俱不次支给”《明英宗实录》卷187，景泰元年正月甲辰条。景泰二年（1451年）六月、三年八月，四年五月、七月，七年九月五次大规模向大同及宣府等镇以开中召商方式输纳粮草，充实以大同为中心的北部边储。
成化年间。成化十四年（1478年），巡抚大同右副都御史李敏奏：“先因大同各城草豆不足，开中长芦、河东盐引至今无人上纳，乞敕户部差官分往二处，以盐卖银，收买草豆为便”《明宪宗实录》巻179，成化十四年八月已未条。户部认为可行复议，开始实施运司纳银就场卖盐引，以补大同军饷。商人纳银于运司，换得盐引，随时支盐，从而使“守支”问题得到了改善。
成化十九年（1483年），小王子寇边大同，败总兵官许宁，进而以6000骑攻打宣府，进逼京师失败，暴露出边储空虚并引起明廷的高度重视。次年（1484年）底，根据浙江巡盐御史林诚奏：“开中两浙盐课给三边、山西并大同，各开中40万引；宣府50万引；陕西133.16万余引”《明英宗实录》卷259，成化二十年十二月己巳条。总计303.16万引，应是明代开中引盐数额最大的一次。
“弘治时，改办小引盐倍之”《明史食货志》四。弘治四年（1491年），明廷罢户部尚书李敏、升侍郎叶淇变开中之法“请召商纳银运司，类解太仓，分给各边”。（清）张廷玉：《明史》卷80《食货志（4）》，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39页。“运司纳银”不再纳粮而给盐运司交银，统一提解国库，每年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方式，将饷银调拨边镇发给将士籴买粮食，谓“折色法”。“运司纳银”全面推行，从“银—粮—盐引”或“粮—盐引”逐渐转变为“银—盐引”，“运司纳银”与“开中引盐”双轨并行。
正德八年（1513年）正月，“户部以宣化、大同、延绥、宁夏、甘肃各镇军储不给，请开两淮、长芦、河东、山东、福建、两浙运司及四川盐课225.25万引以备支用。其路远米贵处，所无人报中本色者，收价转发各城堡，召商籴买，或折放听军士自买。从之”。《明武宗实录》巻96，正德八年正月己丑条。其时私盐盛行，王府奏讨，织造乞请，致使一般商人无利可图，纳粮中盐难以为继，明廷只好以召商籴买以为权宜。
嘉靖年间。开启以“折色法”为主导的盐政改革，彻底改变了明朝初年的开中法初衷，以食盐专卖而获取财政收入为直接手段，取而代之“盐政边政相结合”的国家军事战略方针，开中法逐渐废弛，曾得益于开中法的边商逐步撤出，商屯荒废，边镇军需再度紧张，军费支出大幅提升，明朝陷入了捉襟见肘的财政危机。
其时边外河套，蒙古部族最强一支俺答兴起不时扣边，宣大、大同镇成为明蒙交战的主要战场，大举修边筑堡，加强防御成为权宜之计。为满足日益增加的军需开支，明廷不得不大量拨发粮饷。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户部尚书方钝奏：“宣、大二镇一岁军饷已费二百五十余万金，犹称不足”《明世宗实录》卷423，嘉靖三十四年六月己卯条。据载，嘉靖三十年（1551年）至三十四年（1555年），其岁支太仓银最高为595万余两，最低429万余两。仅仅一个宣大一年的军饷就近全国一年太仓银支出的一半以上，军费之甚可见一斑。
嘉靖帝面对日益增加的军费开支不得不发话：“祖宗设盐引令商人输刍粟于边，本色常足，近年盐法大坏，以致多支折色，军饷日亏。尔等仍会户部科臣，取各边中盐及各运司盐法事，宜详议以闻”《明世宗实录》卷383。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三月。对此，朝廷为刺激商人本色报中积极性，以解粮饷危机，曾给予商人优惠政策。
隆庆年间。大同镇的军费所需供给亦如前朝。户部尚书马森曾言：“天下后因边庭多事之费渐繁，一变而有客兵之年例，再变而有主兵之年例，然其初正三五十万耳，迩来渐增至二百三十余万，屯田十亏其七八，盐法十折其四五，民运十逋其二三，悉以年例补之。在各边则士马不加于昔，而所费则几倍于先；在太仓则输纳不益于前，而所出则几倍于前。如是，则边境安得不告急，而京师安得不告匮”《明穆宗实录》卷15，隆庆元年十二月戊戌条。
隆庆五年（1571年），俺答封贡，边境几无战事，对于军饷的需求较之嘉靖朝有所降低，加之盐法大坏，明廷划拨给大同镇的盐引减少。
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为了解决盐引滥发与积压的问题，推行袁世振、李汝华等人共同倡议的“纲运制”，要求原独立经营的商人结为“商纲”，登记在册，不在“商纲”登记范围内的商人不得从事盐业，若商人得到了“商纲“的资格，不仅可以垄断专卖，还可代代相传。于是，内商取得了垄断盐业运销的世袭特权，从封建国家的代销商一变而为官商一体的包销商（运商），标志盐法商人包销制确立。至此，边商则同商屯与开中制一起消亡，纲运制同商课制逐渐并轨，最终取代了开中法。
开中法是时代的产物，因朝廷政策不断变化、边境气候时好时坏与人为因素的干扰，走一条曲折的道路，它的历史使命明末终结。开中法历时247年，一直占据大同长城贸易主体地位，对固边守卫增加军地人口，保障边地供给繁荣安全，促进国家商贸流通，带动社会经济全面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开中法给了晋商原始积累。山西山脉纵横，表里山河。深居内陆的人们一直保持着特别深厚的“重土安迁”之观念。在“重农抑商”的明代，背靠盐粮铁、面向大同边的山西商人天赐商机，带头去实践“纳粮中盐”开中法。
“纳粮中盐”主要集中在以大同为主的长城，但山西镇和大同镇是实行这一制度的首选边镇，宣、大二镇又是纳粮数额最多的边镇。开中法的实施，宣、大二镇以吸引山西商人捷足先登，纷纷进入北方边镇市场，成就了一大批晋商。
其时报中地点为九边各镇，盐商多为沿边各省土著人士，尤以晋、秦为主。随着报中逐渐为晋、秦富户所垄断，获得高额利润的晋商成为明代最早兴起的地方商人。“夫一引得白银六钱，积而千引，则可坐致六百金，万引则可得六千金”《明经世文编》卷246，中华书局，1962年，第2588页。可见商人从“纳银开中”所获得的利润大约每引6钱银子左右，如果手中握有一万引淮盐，则可获得六千两银子，可观的利润叫赴边商人趋之若鹜。占据河东盐区、粮棉区地理优势的山西商人，集粮、盐、商于一身，在开中法的实施过程中，崭露头角，大显身手，兴起于商界。
弘治年间实施折色开中，盐商分为运粮换盐引“边商”和内地用银子换盐引“内商”，虽“内商”兴起，边商“式微”，但晋商并没有因此而衰亡，一部分晋商又由边商转内商，举家南下淮浙，并寓籍于两淮地方。如太原阎路楚的祖父和父亲，先纳粮报中于宣大边镇，换取盐引后“以太原望族贾淮上筴盐”“举家迁居扬州”张相文重编《阎古古全集》卷6，民国十一年铅字本。明嘉靖、万历年间，不少山西商人寓居淮盐集散地扬州从事淮盐买卖，从中牟取大额利润。蒲州人王瑶，襄陵（今襄汾）人乔承统和高邦佐，洪洞人杨义，大同人李承式等，都是有史可藉在扬州发家致富的晋商及其后裔。另一部分晋商及时地由盐业转向与北部少数民族的多元化贸易，特别是“隆庆和议”，为这部分晋商提供了一个新机遇，“马市既开，官商云集，银货星罗”，官方“广召四方商贩使之自相贸易”“缎布买自江南，皮张易之湖广。”大同不仅是小商小贩的求生之地，也成了晋商大贾的云集中心。山西商人们的目光不再局限于竞争激烈的两淮盐区，而逐渐在自己十分熟悉的大同地区开辟了丝织、布匹、盐铁、粮食等商业市场。
源源不断向大同边镇与长城贸易市场运输集聚的尤选山西物产。“运城为巡盐治所，牢盆聚集，商贾辐辏，往来者莫不道经于其地。”光绪《五台新志》卷2“生计”。山西各手工业纺织、金属冶炼，烧制瓷器业生产，以及粮食农作物种植等较为发展，“绫：太平、平阳、潞安三府、及汾、泽、二州具出；绸 ；出潞安府、泽州间有之；帕：出平阳府、潞安府、泽州具有，唯蒲州府及高平县米山出者尤佳；”“铁：各处多有，冶唯阳城尤广；青铁，交城县有冶；黄铁，交城、静泉县有冶；青镔铁，大同府境归云内州出；铜，代州凤游谷及垣曲县北山俱出。又潞安府临、兴二县有炉。锡，交城、平陆、阳城俱出。瓷器，霍、吉、隰三州，及临汾、赵城、汾西、岳阳、河津等县具有窑。”“然太原以北，未秋先霜，物早凋瘁。至三关、云中则风气刚烈，五谷之种亦多，禾宜春时布种”（明）顾炎武《肇域志》山西2.又据吕坤《实政录》载：“榆次、太原等县，民间纺织最多，府掌印官提取木匠十数名，教习省下木匠，令作纺车，织机市卖。……仍移文于榆次等县，送织机二三十人教民织布，将纺线之家男妇，定日向机匠学织，一年而千家能纺织矣。然而犯罪者，以布为赎，罪轻者以布为罚，不二年而省会多纺织矣”（明）吕坤《实政录》卷2，民务。
明代丝织业，北方以潞州（今长治市）最盛。潞州所辖长治、高平、潞州三卫，有绸机一万三千余张，“登机鸣杼者，奚啻数万家”（清）顺治《潞安府志》卷1，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51页。潞州丝织品不仅被列为“贡品”享誉宫廷，而且“贡篚互市外，舟车辐辏者，传输于省、直，流衍于外夷”（清）顺治《潞安府志》卷8，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551页。可谓“潞绸遍宇内”（明）万历《潞安府志》卷1，万历十年刻本。较之南方丝织品，晋商就近购买并与蒙人交易，更为便利。山西中南部皆可植棉，在蒙古庞大市场的刺激下，蒲州、解州、降州、平遥、介休、平阳等地，广植棉、勤纺织，以供大同等边镇市场与蒙古交易之需。泽潞的铁货，平阳的粮食、大同的铜器也被捧热。这些都为实施“开中法”，保障以大同重镇为首的军需物资供应，促进晋商贸易发展创下了有利条件；反之，大同长城贸易市场，成了晋商从事边境贸易活动的重要舞台，还将这些晋商称为“边商”。
“开中法”的实施与马市贸易的兴盛，大同镇“战斗之民，转而趋南，烽燹之场变而殖禾黍，”（明）方逢时《大隐楼集》卷10《晾马台碑铭》，民国十一年（1922年）潜江甘氏校刊本。及时为大同镇供货，成为江南与蒙古区域交易市场中商业繁荣、市场扩大稳定的商贸媒介。大同长城向来战争不断，却为晋商大显身手提供了历史契机。“商贾俱山右人，而汾介居多，踵世边居，婚嫁随之”（清）顺治《云中郡志》卷2《方舆志·风俗》，顺治九年（1652年）刻本，大同地方志办公室点校注释，1988年第67页。大同长城丝路茶道的开通，亦迎合了蒙古区域庞大的市场需求，成就了一批巨商富贾，“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晋商在“开中法”长城“互市”等政策的推动下，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为日后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商帮，纵横天下称雄商界400余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开中法派生出了商屯。商屯，汉代就产生了，称“汉屯田”。汉屯田利用戍卒或农民、商人垦殖荒地。后历代朝廷沿用此措施取得军餉和税粮，并有军屯、民屯、商屯之分。《明史‧食货志一》载：“诸王、公主、勋戚、大臣、内监、寺观赐乞庄田，百官职田，边臣养廉田，军、民、商屯田，通谓之官田。”
明朝初年，淮之盐商于边疆地区召民屯田，以所产之谷物向朝廷换取盐引，是一种具有创新而特定目的的屯田制度。明代实行开中法，酬报商人水运与陆运的粮食，商人们被授以盐引，从而能从朝廷处买回食盐，再零售市场销售获利。经营积极性很高的商人们发现，长途运输粮食的耗费巨大，完全可以雇佣农民在边境地区开荒种植粮食，就地取粮，以图交粮便利，这样既节省了从内地运输粮食的费用，又就地入仓换取盐引，便于更多地获利。因而有了商屯，又称盐屯。《明史·食货一》称:“募盐商于各边开中,谓之商屯。”《二十五史·食货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十册第7981页。商屯不仅节省军粮运输费用，而且使边疆的荒地得以开垦。“漕运都御史与提督都御史盐课边储……乃以余积招募游民开垦边地，劝课农亩。边地愈辟，边防愈固，百年之利也。”《明经世文编》卷187第1925页。明法:“商人贩豁，二十取一，以资军晌。”时陕西灵州有大小盐池,又有漳县盐井、西和盐井。洪武时，岁办盐12.5376万余斤，盐行陕西之巩昌、临挑二府及河州，派生了商屯。
明初，商屯就兴盛起来，盐商们在各边雇佣劳动力开垦田地生产粮食，东到辽东，北到宣大，西到甘肃，南到交趾，各处都有，对边防军粮储备以及开发边疆地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商屯的出现，一改洪武纳主要对象为商人的做法，其大小官员、士兵、百姓也可纳粮中盐。
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右卫被俺答围困，“及今危机，虽积金如山，何益于事。为今之计，必须议复飞輓，开中盐引，定收本色，仍减斗头勿征银两，庶使富商豪户，各自赴边，春农之际，既能借赀本以助耕种，秋收之时，又能收米粟，以易盐引。边地自然开垦，粮料自然充足，安边足用此为急务”《明经世文编》卷217第2270页。
明代运粮入边耗费浩繁，据成化八年 (1472年)延绥巡抚余子俊上疏：“运输于河套米豆值银九十四万两，草六十万两，每人运米豆六斗，草四束应用四百七万人，约费行资八百二十五万两”《明史，余子俊传》。然创商屯来济军事之不足，盐商大贾悉于三边自出财力招游民垦边地，收获颇丰。
大同镇曾把商屯看成是长城贸易的一种，在实行商屯的同时，也实施军屯。军屯就是号令戍守军士开荒种田。嘉靖年间，一些有见识的总督和巡抚向皇帝上书，建议在大同地区实行“召军佃作”《大同县志·关隘》载：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巡抚詹荣“以近边宏赐诸堡三十所，延亘五百余里膏腴田，奏诸召军佃作。”所谓“召军佃作”，也就是军屯。明初制定的“军事屯田则例”规定：戍守军士“三分守城，七分屯种”；每个军士受田50亩，由朝廷供给耕牛、农具、籽种等，三年内免税，其后每亩纳税1斗。朝廷还屡次放宽和修改“屯出赋税条例”，刺激军士屯田的积极性。商屯让商人运粮1石交当地粮仓，发给领淮盐的凭证“一小引”（合250市斤）。《明史·翟鹏传》载：将修筑长城“得地一万四千九百余顷”“以地募军”，被招募者，免除租赋、徭役，春夏农耕，秋冬戍守。军屯曾经在巩固大同边防，保障军需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明史·翟鹏传》中载，因此而“得军一千五百名，事半功倍，省费数十万计。”
大同实行军屯、商屯，在一定程度上补充解决了大同戍守军士的一部分粮饷、军需以及代王的食俸；而且，长城区域大量的荒地被开垦出来。明代中期以后，由于镇守、太监和军官横行不法，大同军屯趋于崩溃，商屯也因明廷政策的变更而随之衰废。
八、旅蒙商—长城贸易的延续现象
旅蒙商，是清代活跃于中国北部以大同为主要地段从事长城贸易的商人、商号和商帮的通称，是长城贸易的延续现象。兴起于17世纪初，昌盛18—19世纪，消亡于20世纪50年代。旅蒙商主要是山西人，在长达300余年的兴衰嬗变历程中，漠南漠北蒙古地区与中原汉族地区互通有无的贸易关系从未间断过，即使中间有统治者的“边禁”政策也从无阻止。
清初，清军为征伐漠北蒙古各部和新疆准格尔蒙古部封建割据势力，抵制沙俄殖民侵略武装，统一北部边疆地区辖境，来自长城贸易的商人与商帮配上了用场，他们一路跟随清军提供军需粮饷和军马等物资，随军赴蒙从事贸易而得名“旅蒙商”。但在长期旅蒙经营中，旅蒙商人们不仅这样习惯称呼，其内涵与外延的概念远远超越了这个名称的范围。
左云是清代官方军需和随军贸易商品集散地。康熙二十九年至三十六年（1690—1697 年），清军在平定噶尔丹叛乱时，为解决庞大的军队给养，曾颁布军令：“至于随军贸易之人，固不可少，……准其贸易。”在随军贸易的过程中，商人也在与沿途的蒙古人进行交易，用日常生活用品来换取牲畜及畜产品。乾隆二十年（1755 年），乾隆帝允许为军营运粮的商人携带货物“由归化城运米往军营，毋庸禁止私带茶布，酌量驮载带往”。商贩们发现蒙古地区易物贸易利润巨大，就暗地与蒙古人进行民间贸易。这些商贩“借名运粮”，实则货多粮少，从其他渠道携带砖茶和布匹与当地蒙古人交易。
蒙古高原自明代始，经历了长期战祸频仍的摧残，长城成了封闭隔绝带，广大游牧民族的生产与生活陷入极度困苦的窘境。“隆庆议和”马市的开通与后来“走西口”的衔接，使得这一情势得以好转，旅蒙商从中原内地贩运布帛、粮食、砖茶和生产工具等货物，到长城马市或塞外边境地区贸易，受到游牧民族普遍的青睐欢迎。
旅蒙商主要有两种经营形式：行商以推销货物为主，无固定经营地点。坐商改变了春入秋归的贸易方式，取季节差在蒙古各地开设固定商业网点：杂货栈、皮毛栈、牲畜栈、布帛栈、粮油栈、盐茶栈等，尤其在归化城和边陲大同重镇沿长城等地，大小货栈林立。这两种经营形式，实则沿袭了古代“行商坐贾”的经营理念。
旅蒙商不仅经营商品，多数商号还经营钱庄、票号和毛皮加工、酿造酒醋，以及各种手工业作坊，形成集群式的商、工贸和金融资本三位一体的商帮联营组织，最闻名遐迩的是归化城（呼和浩特市）的大盛魁巨贾。
旅蒙商受清廷理藩院等官衙的委托，包揽了对漠北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将军衙署、驻边清军、卡伦驿站等士兵粮饷和物资供应，代清廷征收税赋等，形成一个“官商一体”的封建垄断性大商号。
大同长城贸易旅蒙商，以归化城接收商贸物品为基点，开辟出三条旅蒙商路线：归化城—库伦—恰克图；归化城—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古城；归化城—向西横亘沙漠—新疆—西域。
清初，清廷对蒙古实行经济封锁隔离政策。但旅蒙商和驼夫不顾清廷的禁令，冒险越过大同长城，冲破“边禁”，风餐露宿，长途跋涉，将中原地区的农业、手工业产品肩挑车载驮运到数千里外的草原腹地贸易，起到了推动草原经济的作用，使长期处于粗放形状态的游牧业经济开始向商品经济发展，极大地改善了广大游牧民的生产与生活条件，加深了中原与北疆地区蒙、汉等民族间的情谊；在贸易往来中，还将中原的文化知识、科技医疗、艺术作品等引进草原，开阔了游牧民族的视野，传播了新的思想文化信息，潜移默化地改变着草原历史积淀下的落后传统观念；旅蒙商到草原贸易，采取的是双向对等的经营方式，他们将草原出产的大量牛、马、羊、毛皮等畜产品贩回中原销售，为城镇居民的生活改善了条件，为农业生产解决了耕畜，为发展交通运输提供了动力，为保障工业与手工业生产提供了一定的物资所需，为加强国防建设供应了蒙古良种军马和军需产品。大同长城地带包括整个长城沿线，不仅农业生产扩大，而且畜牧业生产日益发展，旅蒙商不断为其提供畜源，传递游牧民族饲养放牧牲畜的经验技术，传播游牧文化功不可没。
随着旅蒙商穿梭往来于中原与草原，经济技术和文化艺术等得到深入广泛交流，逐渐消除了历史上形成的一些个民族矛盾积怨和隔阂，不断增进了兄弟民族间的相互沟通、相互支援、相互依存的关系，在促进草原民族政治思想上的统一、维护中华民族内向凝聚力，巩固民族团结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旅蒙商是中原与北部草原经济文化交流的先导，受这一经济组织的运行、引领、影响和启发，使中原大量破产、失业的手工业者、农民等流亡群，跻身旅蒙商行列，踏上旅蒙商开辟的商道走向草原，或谋生定居，或以行商坐贾为业，形成移民定势。这种曾以数十万计结伙成群的自然移民，使昔日靠近长城空旷无垠的戈壁荒野，出现了禾田陌阡的农耕村庄的景象，使一些只有驼铃叮咚的交通枢纽地区，形成了商肆喧闹、作坊林立的新兴城镇。旅蒙商改变了草原靠近长城单一粗放的畜牧业自然经济落后面貌，开辟了以发展牧业为主、多种经营为副的草原经济新格局，增强了抵御沙俄等殖民主义势力入侵的实力，巩固了北部边疆地区。
旅蒙商所开辟的商道是艰难的，是通过前赴后继足迹的努力才形成的。每个行进在旅蒙商路的商人或驼夫都是勇敢的战士与奠基者。当他们踏上这条特殊的商道后，都必须应付各种意料之中和预料之外的天灾人祸，雨天的泥泞、雪天的寒冷、半路杀出来的劫匪，以及途中不期而至的病痛折磨……，随时都有付出生命的危险。在这种以生命为代价的博弈中，他们确有一部分成了真正的商贾，稳定了生意，作了掌柜；但必须还得承担经营上的风险，承担精神与心理方面的压力。
晋商是旅蒙商的主体，也是商人之塔的塔基。从成分中分析，从事旅蒙商的多为农家子弟，他们的祖祖辈辈靠耕作为生，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靠天吃饭的传统生活，只是为了生存才背井离乡，踏上漫漫商道；还有一部分是手工业者，他们或者遭遇了破产，或者受到了市场信息的启发，跻身旅蒙商行列。无论是农家子弟，还是手工业者，组成了旅蒙商最基层最庞大的一个群体。
旅蒙商拓展和扩大了长城贸易的范围，在促使长城内外经济的大力发展中，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起到了催化辐射的作用。旅蒙商具有一定的商德，刻苦忍耐勤劳俭朴是他们一贯的品质；他们奔波往返在中原通往草原的商道上，一代代忍受着别离故土的孤独与困苦，忍受着与亲人离别的痛苦，如影随形的倒是随时遭遇死神的摆布；但他们能相互合作抱团取暖，摆脱死亡的命运，最终形成了一个旅蒙商大集团。
旅蒙商的经营活动有很多值得借鉴的东西：旅蒙商的定性，它是长城贸易的产物；受长城贸易的影响，旅蒙商立身之本，就是守诚信、严规矩，重商立业、以德取财。旅蒙商一个个的字号几乎都有着相同的站稳脚跟的规律，那就是信誉高于一切，善始善终全身心的投入，宁肯赔本也不做玷污商号砸招牌之蠢事；他们视客户为衣食父母，用周到的服务和灵活多样的销售方式去满足牧民们的生产与生活的需求；他们选贤任能，不分门户，不徇私情，并用人身顶股去协调劳资关系，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他们用严格的号规和明确的分工，规范股东和职工的行为，并身体力行，赏罚分明。
结语
贸易是社会的经济现象，随处随时都可以发生，但发生的地点与时间性质不同。贸易发生在长城上，那是国家大事，有深层次的意蕴。历史上中国一些朝代修筑长城隔离线，其实隔离了经济模式和生产方式，但这要影响到生活方式。长城内外兄弟民族，为能生存或生活的更好，须得在长城隔离线上做交易，产生摩擦和矛盾不可避免，一些矛盾或许还要通过战争解决。因而，长城贸易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特殊贸易。
为何长城贸易带有特殊性质呢？说到底，长城内外统治阶级都是为了各自的生存与安全，通过交易换取稀缺物资，因而交易额是昂贵的。如果特殊性质的交易叠加特殊的地域环境，那就更显特殊，也许这就是大同长城贸易的特殊背景。大同长城贸易显现的是长城贸易的特殊性。
大同地域环境特殊是阴山横断切割与大同盆地的结合，又照耀一条北纬40°的线，成为一处游牧与农耕交易的天然场所。为何要选择这个场所？大同盆地被东北方向燕山余脉、北西方向阴山余脉、西南方向吕梁山余脉、南面恒山、东南方向太行山余脉相阻隔，形成一处草原与中原的缓冲地，更像一个建在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华夏国的瓮城。强悍的草原民族何尝不想越过这个缓冲地，但要付出巨大的牺牲或冒灭绝部族的危险。历史上确也有越过这个盆地的草原民族，但那是瞅了中原王朝腐败或内讧的空子，更重要的是得到和接受了中原文明的熏陶，承认自己是炎黄子孙和龙的传人，入主中原，统治方式仍然沿袭中原王朝的制度。
环大同盆地诸多大山将战争阻止消失在这个缓冲地，便有了和平与长城贸易，有了大同长城特殊贸易，有了草原浩荡之风、旷野之力的洗礼，有了华夏儿女宽阔胸怀的容纳。这个特殊便是在长期长城贸易中形成的多元民族与多元文化的融合，中国版图的扩大与强盛在即，并源远流长。
2022.4.23
文字：刘志尧 大同市长城文化旅游协会副会长
摄影：袁建琴
编辑：刘 怡
审核：袁建琴
来源：大同长城文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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