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思考：后金与朝鲜的贸易物资品类，主要有哪几种？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崇祯后期，后金于会宁关市的贸易要求不断提升。金国官差、入市商人所需粮食、草料皆由朝鲜供给。贸易价格、货物品类与数量依后金所制。
春秋二市皆始于义州，会宁物价多参考义州。朝鲜北部边镇人少物薄，没有政府的强制督令、调配物资的支差下，边市贸易很难兴旺。崇祯四年（天聪五年，1631），朝鲜为应对后金有关边市的诸种责难，不得不吩咐会宁官员量给米谷以塞其欲。
崇祯五年（天聪六年，1632），朝鲜对沿江边市的支供大不如前，并加强了城防建设。后金所需牛只等农耕产品、绸缎等精细之物在关市贸易中皆得不到满足。
偏远女真部落商民在会宁关市遭到驱逐，“北边地苦寒，民无生业，吃瞿麦、衣狗皮，不与交易，终致空回”。会宁等北边关市已处于停滞状态。同年十月，朝鲜仍致书后金曰：“黑云龙之走还天朝，天朝物货，绝不出来，我国他无可得之路。若尔国不知如此事情，而以开市出来，则势将空还。”
皇太极拒绝接见朝鲜使臣，并退回礼单，意为撕毁盟约，重起边衅作铺垫。崇祯六年（天聪七年，1633），朝鲜使臣赴沈阳时皇太极仍不收礼物。
后金回书中指出：“此番多定物数，非系贪心，只讲诚信，以敦隣好，而情意渐减，以贪利相欺，实乖予心”皇太极谴责朝鲜贡物数量渐少、质量下降，要求其提供大船数百艘以表联盟之诚。
皇太极非常在意关市贸易，基本将“存市道、约市期”看成两国交好的底线。朝鲜仁祖大王则坚持不姑息、不惧战的立场，尤其是开市之请绝不准许。
同时，朝鲜与皮岛的贸易往来有所恢复，这更加激化了其与后金的矛盾。崇祯九年（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称帝后，出兵十五万攻打朝鲜，又荡平皮岛等朝鲜北部及辽南诸岛的抗金势力。清朝与朝鲜君臣地位已定，沿江边市贸易稳定且繁荣。
后金与朝鲜的贸易物资
后金与朝鲜间的官方贸易份额较大，物资来源相对清晰，即国家储备和外方贸纳。朝鲜赠送后金的礼物和支付官贸清单，其货源主要来自“国中储备”和“外方加赋”。朝鲜王廷通常根据一年开支项目预定常贡，并量入为出。但明中期以后，朝鲜就已经出现恒贡不足的情况。王廷通常会别增贡纳，再不足“市贸焉”。
朝鲜国储周转不开时，首先勒令市贸这种快捷筹措物资的方式。虽然民间贮藏有限，市民啗以厚利，若政府厚给银货，可以急筹物资。
光海君时期，朝鲜还可以通过提前加募的方式于各道征纳贡物。但仁祖时期，国储应对各衙门官署开支尚且不敷，更无法负担激增的后金征贸。后金初期对朝鲜征求多为临时征索，时限颇短，所以朝鲜政府常下市纳之令。市民虽竭尽财物亦无法缴足官方所定额度。
朝鲜输入后金的大宗物品中布、麻当属贵重之物。而且朝鲜通用布币，粗布亦可用于流通。纺织品对于朝鲜底层民众可谓奢侈品。
咸镜六镇三甲士兵年例应为次等布衣，但因国家物力单薄仅拨给纸衣，以为御寒之资。纸张来源为监试、会试所用纸张，名曰“落幅纸”。试官、平署书吏与典仆等皆私用纸张纸，仅有少量分于边镇。可见，绵布、麻布虽为生活必备物资，但供给严重失衡。
后金与朝鲜贸换的每样物资皆为民之膏血。此时白银已成为上层社会流通的基本货币，各方物货交换中均愿以物折银。同时，人参、布匹等高价产品亦作为优质贸易“媒介”使用。
天启二年（天命七年，1622），朝鲜的折算比率为：十五斤人参准银一百六十五两，白绸十匹准银五两，白苎布十匹准银十两。崇祯七年（1634），毛文龙岛中物价为：好品绸缎八匹折人参二斤。忽略绸缎品质区别，岛中十五斤参可换六十匹绸缎。十余年间，参价跌落将近一半。
两国民间贸易物资品类
两国民间贸易物资品类更加丰富，但按用途划分主要有三种：军事资源、生产资料及生活物资。首先，我们简要介绍下生活资料的贸易情况。米谷作为重要的战略物资肯定为后金索贸的核心内容。朝鲜的立场为：本国同意开市，但物力匮乏，实难满足贵国要求，即“两西荡然、六道失稔、时方饥馑、人多饿死。情非不足，力所不及”。
后金表示：开市诸事中“粮米换贸”为其核心内容，贵国如若不允则愧对“留置定州抢还人民”、“六道亦且全完”的情谊。而后，朝鲜一方面吩咐边臣须民开市，“卖米亦在其中”；一方面急调江界、渭原、理山等邑边储军饷千余石，“迨冰未泮，以雪马曳下义州”。
后金认为米额三千石为足额，若不以此数可由他物弥补。朝鲜给出的最后方案为：出米三千石米，二千石用于市中发卖；一千石用于赎回被俘人口。
为了市场上有丰富的米谷货物，朝鲜王廷下谕于两西监司：通晓民间，勿用他货，必备米石；并委派差官赴市监督，以作及时调配。政府通过赈济的方式给龙川、义州之民发放米谷，并令边上之民有粟者、远地之民有山林之货者皆可贸米。
平壤五邑欲出米一千七百三石，安岳等四邑欲出米三千三百石。海路、江水、陆路齐发，务使米谷按期送达。
甚至，朝鲜担心民众无法及时输米入市，特调江都储米五千石从水陆押送至关西以备及时添补，务必使关市米额充足。崇祯元年（天聪二年，1628）三月，后金商团威胁朝鲜不满足开市条件，就掠取三千军马一月之粮。”
“米”始终为后金贸易物品中必备项目，后金时刻督促朝鲜保质保量供应。崇祯十年（崇德二年，1637），朝鲜出兵配合清朝军事行动时自备粮饷，所出份额更大。
马匹供应的稀缺
丁卯战事刚一结束，金差即催朝鲜刷马二百匹。但偶有买卖现象，如崇祯元年（天聪二年，1628）十二月，龙骨大送银百许两贸换十匹马。次年二月，后金差官入开城时又请以银贸马。
金差官常于义州、安州、中和一带驿路刷马停留，无论是征索还是贸换，朝鲜马匹流失十分严重。
崇祯九年（崇德元年，1636），朝鲜臣服清朝之后，朝鲜马匹大量随所征官兵入沈或被用于运粮途中，两国之间已无须买卖来置换此类资源。其次，贸易品类中的重要内容为生产资料。牛在传统农业社会为民间重要的生产和运输工具。
天启七年（天聪元年，1627），后金初次攻伐朝鲜时除人口外，牛马为首要的掠夺对象，江东一带被掳牛马有七百九十头。后金与朝鲜开市时，牛只亦为必备货物。
后金差官托言：贸牛之约已载入国书。朝鲜虽明知此为“迫卖”，但搜扩牛只售于市中。崇祯元年（天聪二年，1628），龙骨大等后金差官评价义州关市景象惨淡，朝鲜相好之意不诚的证据为：“商贾来者不满三十人，而牛则不来云。”
可见，牛为后金贸易物品的重要指标。崇祯四年（天聪五年，1631），后金官差亦强调关市牛、马，数额不足。朝鲜正常的许贸规模为五十头，如果是报复手段则可增至牛数百头。
崇祯九年（崇德二年，1637），朝鲜进入战后恢复时期，但“牛疫”给农业生产造成灾难性的损害。疫情先在平安道传播，境内无一活牛。然后，朝鲜京牛只相继病死。次年八月，牛疫之患八道同然，农事极为可虑。农牛尽毙，耕作无以起土，咸镜一道饿死者尤多。朝鲜虽议将济州马匹捉出助耕，但不及牛耕有效。
朝鲜首先想到沈阳贸牛，但所持“枝三”（烟草）等为沈中所禁，且通远堡等关卡阻拦甚多。同时，沈地每头牛三十余两，市价略高。崇祯十一年（崇德三年，1638），朝鲜王廷议论至蒙古贸牛。
备边司初奏：“蒙古地方牛价与沈阳相去不远，则事多难处。今此卜驮货物大概以银折价不过一千九百余两，以沈阳论之则一牛之价三十两银子，则此价贸牛仅至六十牛，以二十两计之则亦不出百牛，所费甚多，而所得甚少，公私无益。
沈阳牛价果若三十余两，则蒙古地方牛价似不下于二十余两，然则何以处置。臣之所以虑，亦在于此，若到彼之后，索价颇高，则所望归虚，得不偿失，既已入往，则空返亦难，使之到彼观望其价之高下而量宜贸来。”
廷议回复：“依前定夺，使之深入贸易”，务必将牛贸来。贸牛所持货物多来此外方贸纳绵、麻制品。政府为迎合蒙古民族的喜好，先将布料染成黄、红之色。兵曹出余丁木（布币来源）六七同制成染色布料，余者备银二三百两，兵曹再送小马六七匹用于驮载之用。
总的来说，马匹为朝鲜供应的重要战略物资，但因其过于稀缺，除军旅、驿站之公用外，民间罕用马匹。所以，马匹多在后金征索行列，很少于市中买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