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分”是指为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等违法犯罪活动提供银行卡、支付账户或收款二维码等并帮助转移非法所得从中赚取佣金的行为，是一种新的“洗钱”行为。
“跑分”的基本特征。一是代收款人对代收款项内容、款项来源及款项去向均不清楚。二是以兼职赚取佣金、手续费或奖励金为目的。三是代收款人需要预先向委托人缴纳一定数额的保证金，支付佣金的比例通常在1%～2%之间。
“跑分”洗钱的目的。通过“跑分”清洗的资金，除了用来为网络赌博充值外，还可作为电信诈骗、偷逃税款、地下钱庄等洗钱上游犯罪清洗资金的管道，以掩盖真实交易的来龙去脉和洗钱的真实意图。
发展现状。近两年，“跑分”赚钱项目在网络上层出不穷，尤其是微信“跑分”赚佣金项目频频出现于朋友圈。据调查，“跑分”平台通常打着兼职招聘的旗号，主要是依托微信、支付宝等新型支付通道来实施，招揽公众出借自己的银行卡、支付账户或收款二维码等，通过搭建平台网站，以类似网约车“抢单”的模式进行。由于招募者宣称来钱快、回报高，通过“兼职”“赚佣金”等词语，吸引了一些缺乏风险防范意识的社会公众参与，“跑分”平台发展数量逐渐扩大。同时，“跑分”平台的业务量也呈现快速增长，根据2022年4月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进展情况发布会公布的数据显示，利用第三、四方支付、跑分平台、数字货币洗钱呈持续上升态势，2021年，商业银行、支付机构根据公安部门的查询、止付、冻结指令，查询、止付冻结涉诈资金1.5亿笔、紧急拦截涉诈资金3291亿元。
网络“跑分”出现的新特点。一是平台化。即不法分子拥有独立的洗钱App，部分平台名称与“支付、赚钱”等字样相关，为违法犯罪活动提供资金通道。2022年3月份，湖北宜昌公安局通报，“沐融”“helloepay”“迈虎”三个非法第四方支付平台为跨境赌博团伙“洗钱”逾43亿元。
二是隐蔽性。洗钱团伙常使用外网聊天工具，创建内部工作群聊，并借此发布“洗米、盘口改单”等信息。
三是变异性。黑产团伙从传统跑分逐步向USDT（泰达币，是一种将加密货币与法定货币美元挂钩的虚拟货币）跑分发展，由“跑钱”向“跑币”转化，这一变异已成跑分圈主流趋势。2022年9月，湖南衡阳公安发布的消息称，破获“9.15”特大洗钱犯罪集团案，犯罪团伙利用虚拟货币交易进行洗钱，金额高达400亿元。
四是圈子化。目前通过电信诈骗、钓鱼网站、木马病毒、黑客勒索等形成了黑产圈，伴随黑产圈出现了黑产话术，且较为隐蔽，如跑料类型中，CP料代指彩票、博彩等，黑料代指杀猪盘等，干饭代指高返利，四件套代指身份证、银行卡、手持身份证照片和手机号码。
五是产业化。跑分产业链高度成熟，从平台管理者到代理码商，从卡商到跑分者，层级分明，角色清晰。
以电信诈骗与“跑分”平台合作为例，“菜商”窃取公民的个人信息进行售卖，犯罪分子买后其内部有“话务员”打电话实施诈骗，被骗的一方叫“金主”，而诈骗所得款项进入“卡农”收购的个人银行卡里，为逃避警方追捕，“水房”再把银行卡里的钱通过一级账户分发到无数二级账户，二级账户分发到三级账户，三级账户分发到四级账户，以此类推，最后成为一笔笔小额资金进入犯罪分子账户。
由此可见，“跑分”洗钱基本由俗称“卡农”“菜商”“水房”等多人串联而成，其中“卡农”是指给不法分子提供大量银行卡以供资金流转账户所需；“菜商”则负责盗取个人信息以出售给商家、个人；“水房”则负责将赃款化整为零并“漂白”资金后，达到洗钱的目的。
破坏金融监管秩序。2019年以来，国家不断加大对买卖银行卡、银行账户以及对地下钱庄的惩戒、打击和监管力度，传统洗钱方式的风险进一步升高，犯罪分子不得不“另辟蹊径”，利用网络技术进行洗钱的“跑分”平台等到犯罪分子青睐。“跑分”平台吸收了大量一般公众的收款码，涉及人员众多，涉案资金巨大，许多账户交易次数高达几十万次甚至更高，注册空壳公司，使用类似传销层级的方式差额抽成，利用其隐蔽性及便利性，逃避监管打击，危害金融安全。
泄露个人隐私。参与者需到“跑分”平台代理商开立后台，缴纳一定代理费。注册完善信息，要求实名、绑卡、上传收款码等，个人信息容易泄露。这些个人信息一旦被不法分子收集利用，后果不堪设想，不仅可能被推销电话、诈骗电话、垃圾邮件骚扰，也可能面临账户密码被盗，甚至仿冒用户的身份进行贷款。
助长洗钱犯罪活动。目前“跑分”平台主要帮助上游犯罪分子进行洗钱活动，利用个人二维码进行收款转移资金，属于不易监管的新型地下钱庄式犯罪，极易成为跨境电信诈骗、网络赌博等犯罪的洗钱工具。
资金安全无法保障。“跑分”平台要求缴纳保证金才能参与，保证金充值至平台提供的银行账户，如果不返还或出现其他争议，会存在资金损失风险。2020年6月，一些规模较大的跑分平台宣布永久关闭，不再受理提现业务，并且不会重新开放，许多未来得及提现的代理商，资金全部遭到损失，更有许多新用户甚至连注册交纳的保证金都未能收回。
加强监管制度建设。在监管模式上，公安机关应联合各部门协力打击“跑分”行为。在监管对象上，支付机构应进一步明确个人日常支付和“跑分”行为流水的差异，对搜集到的可疑线索进行分类排查，建立以分析研判个人信息、地理位置、转账规律为主的分类监管体系。在监管技术上，支付机构应对利用其技术支付的平台商户进行专业认证，确保被正当使用。同时设定二维码交易次数和额度上限，强化对交易数据的分析，保证能够及时发现可疑交易并及时传递消息，实现“打早打小”。
加大打击治理力度。要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定期组织开展大案攻坚、高发类集群战役、黑灰产犯罪等专项打击行动，严厉打击整治惩戒非法开办、贩卖电话卡、银行卡的犯罪活动，坚决斩断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关键链条。
着力加强预警反治。建议中国人民银行与公安部门要切实发挥打击洗钱犯罪双牵头单位的职能作用，充分运用安全攻防、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手段，建立网络技术反治机制，升级改造诈骗信息拦截系统，提升拦截处置能力，充分运用通信、网络、金融大数据，对潜在受害群众快速实施精准劝阻，减少案件发生，进一步提升涉案资金冻结效率，及时查清返还被骗资金。
深入推进源头治理。依托联席会议制度，积极推进金融、通信、互联网等行业部门落实监管责任，提升监测发现能力，堵塞监管漏洞。尤其是中国人民银行，应不断推进涉诈资金链专项整治，优化涉诈高危银行、银行卡身份查验机制，运用人像识别等技术手段，对可疑银行卡持有人进行身份核验，不断加大涉诈风险上户监测拦截技术，提升模型精整度和覆盖面，及时发现管控风险账户。
不断深化重点整治。建议相关部门对诈骗窝点集中，作案群体众多，黑灰产泛滥，行业问题突出的重点地区进行集中约谈，挂牌整治，督促涉诈重点单位和地区实行综合整治，清除本地犯罪窝点，清理本地黑灰产，加强本地行业治理，进一步巩固整治效果。
全面加强信用惩戒。积极构建“跑分”洗钱犯罪信息惩戒体系，持续加强法制保障，公安部门应同中国人民银行一起，实施对出租、出借、出售、购买银行卡等行为的信用惩戒，限制其办理相关业务，推动将行业信用体系并入国家信用体系，实现一处违法、处处受限，对组织领导参与“跑分”洗钱，及其上下游关联犯罪的个人和企业建立黑名单制度，实施限制高消费、限制从事相关行业的惩戒措施，并及时予以曝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