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三次上升周期 第十四章 郑和下西洋
作者 范子盛
明朝的事功主要表现在海洋方面，尤以1405年-1433年，郑和领导的七下西洋的远航最为突出。
郑和下西洋，比欧洲国家的远航早了一个世纪的样子，可以说是独领世界之风骚，率先开创了人类的大航海时代。
在欧洲，直到1492年哥伦布经过了多年的游说终于获得西班牙国王的资助开始了远航，横跨大西洋到达了美洲。哥伦布的船队只有3艘船，88名水手；船的吨位很小，小的只有60吨，大的也只有90吨。1497年达·伽马获得葡萄牙国王支持，率船从里斯本出发，寻找通向印度的海上航路，其船队经加那利群岛，绕好望角，经莫桑比克等地，于1498年夏到达印度西南部卡利卡特。同年秋离开印度，于1499年回到里斯本。达·伽马率领的船队仅有由4艘船、约170名水手。1519年，麦哲伦在西班牙国王的资助下，率领一支由5艘帆船266人组成的探险队，从西班牙桑卢卡尔港起航，开始了他的环球航行。
但是中国郑和的跨洋航行始于1405年7月11日（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日子，2005年国务院将每年的7月11日被定为中国的航海日，并规定全国所有船舶鸣笛挂彩旗庆祝）。郑和的航行比哥伦布早87年，比达伽玛早92年，比麦哲伦早114年。在世界航海史上，郑和开辟了贯通太平洋西部与印度洋等大洋的直达航线。郑和船队超过二百艘，其中大船也特别多（《明史记载》：“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船队总人数达二万七千八百多人，船的种类有宝船、马船、粮船、坐船、战船等，形成了体系化，可以执行综合性的任务。十五世纪只有中国具备了组织特混舰队在世界大洋作大规模航行遂行综合任务的能力。实事求是的说，是明朝以恢宏的大手笔在十五世纪的早期拉开了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帷幕，而欧洲国家在十五世纪的最后几个年头才做了小规模试探性的跟进。诚如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李约瑟所说：“约西元1420年，明代的水师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其他亚洲国家的任何时代都出色，甚至较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乃至于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都可说不是他的对手。”
2002年3月，英国海军退休潜艇艇长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宣读论文，进一步提出了美洲是郑和下西洋时发现的新观点。孟席斯的报告震惊了全球，他的专著《1421：中国发现世界》也一版再版，热销各大洲。
同年孟席斯在云南大学开幕的“第二届昆明郑和研究国际会议”上作了题为《郑和是环球航海第一伟人》的主题报告，提出“郑和先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澳洲等地”的观点。孟席斯在报告中从４个方面论证了自己的观点。
首先，美洲大陆不是欧洲人发现的。郑和船队的世界地图的精确绘制时间是1423年，早于欧洲人的航海发现。欧洲探险者启航前，地图上已经有了他们前往的国家和地区，绘制精确并且标明了航程，哥伦布、Ｄ．Ｃ达伽马、麦哲伦库克等人的日记能证明这一点。欧洲探险者使用的地图，如“皮里·雷斯”地图，早在他们到达南美洲400年前就问世了，上面绘出了南谢特克岛及南三明治岛等。
其次，郑和从1405-1433年间７次远航，1430年出版的《异域图志》中画有各大洲特有的动物，如印度的狮子和大象、非洲的斑马和长颈鹿、南美的犰狳、美洲豹和磨齿兽；郑和南下时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留下了刻有经度和纬度的石碑。孟席斯指出，当时中国已有了600年航海史，只有中国有实力派出规模庞大的船队对世界地理进行探测，精确探测经纬度，为“皮里·雷斯”、“康提诺”等著名地图的绘制者们提供了必需的资料。未遭破坏的中国地图、航海图如“康尼多图”标识了东非、南非和西非，“台湾瓷器图”标识了澳大利亚等；1420-1430年间中国的航海指南和星象图，如,吴裴志绘制的星象，也证明了中国人曾到达过南美、澳大利亚、爪哇等地。
第三，远东、印度洋、非洲、北美和大西洋海岸、南澳大利亚等地，第一批欧洲探险者发现有中国人或亚洲人，而上述地区的土著人对欧洲人到来之前，就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亚洲人有大量描述，这些区域发现了有中国特征的沉船遗骸、瓷器、陶器，以及人工制品、石头建筑等等。第一批到达美洲的欧洲人发现了提取染料、制铜、采矿等中国常见、而当时世界领先的技术，并且发现了亚洲特有的动植物。
第四，DNA分析发现加利福尼亚、巴西、澳大利亚等地的土著人中有可能含有中国人的DNA，而美洲各民族中都发现只有中国和东南亚才有的病症。
孟席斯说，上述证据表明，1421年３月-1423年10月，四支中国大型船队进行了环球航行，这些船队上的水手及其家眷定居在马来西亚、南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及其他太平洋岛屿，中国人（郑和船队）最先发现并定居美洲新大陆，并绘制了世界地图。
非常幸运的是，1431年十一月（明宣宗宣德六年），时年60岁的郑和，在第七次下西洋的前夕，刊立《天妃之神灵应碑》于福建长乐南山寺。这是一份非常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天妃之神灵应记》的原文是这样的：
皇明混一海宇，超三代而轶汉唐，际天极地，罔不臣妾。其西域之西，迤北之北，固远矣，而程途可计。若海外诸番，实为遐壤，皆捧珍执贽，重译来朝。皇上嘉其忠诚，命和等统率官校旗军数万人，乘巨舶百余艘，赍币往赉之，所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也。自永乐三年，奉使西洋，迨今七次，所历番国，由占城国、爪哇国、三佛齐国、暹罗国，直踰南天竺、锡兰山国、古里国、柯枝国，抵于西域忽鲁谟斯国、阿丹国、木骨都束国，大小凡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万余里。
观夫海洋，洪涛接天，巨浪如山，视诸夷域，回隔于烟雾缥缈之间，而我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者，诚荷朝廷威福之致，尤赖天妃之神护佑之德也。神之灵固尝着于昔时，而盛显于当代。溟渤之间，或遇风涛，既迶神灯烛于帆樯，灵光一临，则变险为夷，虽在颠连，亦保无虞。及临外邦，番王之不恭者，生擒之，蛮寇之侵略者，剿灭之。由是海道清宁，番人仰赖者，皆神之赐也。
神之感应，未易殚举，昔尝奏请于朝，纪德太常，建宫于南京龙江之上，永传祀典。钦蒙后制记文，以彰灵贶，褒美至矣。然神之灵，无往不在。若长乐南山之行宫，余由舟师屡驻于斯，伺风开洋，乃于永乐十年奏建，以为官军祈报之所，既严且整。右有南山塔寺，历岁久深，荒凉颓圮，每就修葺。数载之间，殿堂禅室，弘胜旧规。今年春，仍往诸番，蚁舟兹港。复修佛宇神宫，益加华美。而又发心施财，鼎建三清宝殿一所，于宫之左，雕妆圣像，粲然一新。钟鼓供仪靡不俱备。佥谓如是，庶足以尽恭事天地神明之心，众愿如斯，咸乐趋事。殿庑宏丽，不日成之，画栋连云，如翚如翼。且有青松翠竹，掩映左右，神安人悦，诚胜境也。斯土斯民，岂不咸臻福利哉！人能竭忠以事君，则事无不立；尽诚以事神，则祷无不应。和等上荷圣君宠命之隆，下致远夷敬信之厚，统舟师之众，掌钱帛之多，夙夜拳拳，唯恐弗逮，敢不竭忠于国事，尽诚于神明乎！师旅之安宁，往回之康济者，乌可不知所自乎？是用着神之德于石，并记诸番往回之岁月，以贻永久焉。（注：古里及柯枝在今印度西南端；忽鲁谟斯在今波斯湾口，满剌加即今马六甲；阿丹在今红海出口处；木骨都束在今北非洲之东岸。）
大明帝国海军司令郑和撰写的《天妃之神灵应记》是一珍贵的史料，通过郑和的亲笔，我们可以获得很多有关明朝的信息。
首先，我们可以解决明朝历史定位的问题。郑和开宗明义地写道：“皇明混一海宇，超三代而轶汉唐，际天极地，罔不臣妾。”这句话翻译成现代汉语，意思是：大明帝国，皇帝陛下英明神武，影响力遍布全世界，国力超越了夏、尚、周三代以及汉帝国和唐帝国，直到世界的尽头，所有的人都是大明帝国的臣民。
很显然，郑和对于明朝给出明确的历史定位，那就是明朝是中国历史上超越汉唐的强大的帝国，同时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可以讲是一极超强，独领风骚。
其次，我们可以推测郑和的舰队是发现美洲和进行环球航行的第一人。因为郑和写道：“其西域之西，迤北之北，固远矣，而程途可计。”这句话若是翻译成现代汉语，意思是：西域以西以及迤北以北的地方，虽然非常的遥远，仍然是可以到达的，其路程也可以计算出来。西域在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地理概念，早在汉代张骞、班超、甘英等人就陆续出使西域。传统上，中国将甘肃玉门关以西，包括今天的新疆地区、中亚地区、西亚的波斯（今伊朗）和大食（今阿拉伯）、南亚的天竺（今印度）以及欧洲的大秦（罗马帝国）等辽阔的地域都称之为西域。我们在这里要注意到，郑和说他的舰队到了“西域之西，迤北之北”的地区，并且对这些地区进行了测绘（因而“程途可计”）。“西域之西”在哪儿呢？是非洲东岸吗？通常的历史学家都公认郑和最远处到了非洲东岸。可是，郑和在碑文中又写道“抵于西域忽鲁谟斯国（地在今伊朗东南米纳布附近）、阿丹国（今译作亚丁，故地在今亚丁湾西北岸一带）、木骨都束国（今译作摩加迪沙是被称为非洲之角的索马里共和国首都，位于索马里东南，临印度洋）”，可见郑和是把木骨都束这样的非洲东岸的国家也列在西域的范畴里的。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郑和所说的“西域之西”实是超越非洲东岸的。
更为重要的是郑和还提出了“迤北之北”的概念。“迤北”和“迤北之北”均属地理新概念，是郑和首先提出来的，以往中国的典籍文献中并无此概念。因而弄清楚“迤北”和“迤北之北”究指何地，对于解决郑和的航线问题实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根据中文字义，“迤”就是地势斜着延长的意思，“迤北”就是地势斜着向北延长的意思，而“迤北之北”则应该是地势向北延长以后再向北的意思。因此，我觉得郑和说的“迤北”就是非洲的好望角，因为郑和沿着非洲东岸向南航行到了好望角地势就发生转折斜着向北延长，所以郑和就将好望角命名为“迤北”。而“迤北之北”则是指的是郑和在绕过好望角之后转折向北航行，考察非洲西岸，并且跨越大西洋发现了美洲大陆。
1487年巴尔托洛梅乌·迪亚斯（Bartholomeu Dias，公元1450～1500年）离开葡萄牙，沿着非洲西岸向南航行，他被一阵暴风雨带到了好望角的南面，当他发现无路可走时，便折而向北，绕过好望角，在非洲东海岸登陆。被公认为第一个绕过非洲南端——好望角（the Cape of Good Hope）的人。
同样有可能的事实是，早在半个多世纪前，这样的幸运和壮举就降临在郑和舰队的身上。当郑和的舰队沿着非洲东岸向南航行的时候，实在是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他们去一探究竟。因而郑和的舰队发现并绕过好望角实属必然。由于好望角具备的重大的向北转折的意义，郑和便将其命名为“迤北”，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事情。
根据英国海军退休潜艇艇长加文·孟席斯的研究，郑和的舰队发现新世界的航行就发生在1421年，这和郑和自己的记叙也是想吻合的。
我想在这里进一步指出的是，郑和的世界发现之旅，绝非出于一时的勇气或运气，而是中国科技长期累积的成果。上文我谈到过，元朝时回族科学家札马剌丁制成了世界第一个地球仪。在“地圆说”的指引下，郑和更是信心满满要去发现新世界，以完成永乐皇帝“际天极地，罔不臣妾”的宏愿。
更为重要的是，郑和时代，或者更准确地说在郑和以前的元代——根据《元史·天文志》的记载，中国人就已经掌握了通过观测北极星的高度来确定纬度的方法。而根据《明史·天文志》的记载，明代已经发现了地球的时差，因而就可以确定经度。有了确定经纬度的方法，郑和的舰队就可以完成发现世界的任务并且测绘出准确的世界地图。郑和也确实是完成了这一伟大的科学工程。所以，郑和自豪地向全世界宣布“其西域之西，迤北之北，固远矣，而程途可计。”所谓“西域之西，迤北之北”对于中国而言无非就是大西洋和美洲新大陆地区。如果郑和的航行仅仅局限于印度洋，又何以要提出新的地理概念。如果郑和没有对大西洋两岸的非洲西岸和美洲地区进行了系统的测绘和考察的话，又何以会说“程途可计”呢？
英国学者加文·孟席斯认为在1421年郑和动用了130艘船只，花费了1年半的时间测绘了全球，并指出：“在第一批欧洲探险家航行之前，他们都有这样的地图（指郑和绘制的世界地图），即能够指明他们前行目的的地图；在他们到达目的地时，他们遇到了一些中国移居者。是中国人，而不是欧洲人发现了并在新世界上定居。如果没有中国人的指路，欧洲人是不可能“发现”新世界的。”
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下郑和下西洋在经贸方面的成就。
郑和的舰队是一支肩负着宣示国威、外交通商、科学考察等多方面使命的综合性的规模庞大的特混舰队。郑和的舰队配置了强大的火力，装备着铜铁大炮和火箭，可以远距离摧毁敌舰。而同时代的欧洲军舰配置的仅仅是弓箭手，并且只能使用撞击的方法才能击沉敌舰。更令人称奇的是，郑和的舰队中还有专门的马船，这意味着明帝国的海军在登陆之后可以骑兵方式快速机动，这或许是世界最早的海军陆战队。明朝海军的军力在全世界是无可匹敌的。尽管，明朝海军是如此强大，明朝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并没有滥用武力。郑和下西洋是和平友好的航行，郑和给途经的三十多个国家带去了大明皇帝颁发的袍服、印玺以及赠送的精美贵重的礼物，并且同这些国家建立了平等互利大规模的贸易关系。但是，航海毕竟是高风险的事业，郑和在航海的过程中遭遇了海盗和负固不恭、谋害舟师、破坏贸易的番王。郑和成功地剿灭了侵略的海盗，生擒了不服王化的番王，献虏北京，从此以后“海道清宁，番人仰赖”，国际海洋交通线的安全有了保障，贸易更加繁荣，各国商人都将大明帝国的海军作为自己的保护者。
明朝的手工业发达，尤以长江流域形成了明朝的手工业中心，也是当时世界最大的手工业基地。其中包括江浙一带大规模组织化的丝绸生产；南京龙江的造船厂；江西景德镇的瓷器生产；湖北的钢铁和冶铜业，以及四川的茶叶生产，所有这些产业对在海洋出口贸易的带动下极大的繁荣起来。
另外，闽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同样是因为海外贸易的刺激也出现了类似的产业布局和繁荣局面，只是经济规模逊于长江流域而已。
自从汉代开始，中国便成为了世界最大的手工业制成品的输出国和金银的净流入国。汉代中国的GDP占世界的26%，已经是世界第一强的超级大国。到了明代，由于郑和下西洋对于贸易极大的促进作用，由于郑和千吨级的宝船满载着中国的瓷器、茶叶和丝绸在全世界营销，更使得中国的财富累计达到了一个历史上的巅峰。有研究表明，明朝的白银储备占世界的75%。美国在二战以后，一度获得了世界3/4的黄金。拥有世界75%也就是3/4的财富，对于国家而言是一个无比光荣的数字，在明朝时中国便拥有这个充满了魅力的数字。
除了出口以外，明朝也从进口贸易中获得了巨大利益。例如，有资料表明，公元1424年，永乐二十二年，明仁宗皇帝朱高炽即位，宣布大开赏赐：旗军、校尉、将军、力士等，赏胡椒一斤；监生、生员吏与知印、天文生、医生赏胡椒一斤；坊厢百姓、僧道、匠人、乐工、厨子并各衙门皂隶、膳大夫等赏胡椒一斤。此时北京的人口超过百万，皇家军队的士兵和侍卫还有60万人，赐出的胡椒可能超过1500吨。当麦哲伦船回国时，他船上装载的可动用的胡椒不到26吨。当胡椒出售时，其价格是他在香料群岛购置时所付价值的1万倍，产生的利润足够支付整个航行费用。郑和舰队带来了巨大的回报。光是1423年，永乐二十一年年底后来加入中国仓储的胡椒，在国际市场上算是价值连城。
明朝在农业方面也是一个大发展的时代，最主要的成就是引进了玉米、番薯（即红薯）、辣椒等原产自美洲的新型作物。这当然也是郑和舰队访问美洲的一个有力证据。而这些新型作物的引入，对中国而言实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中国长期以来都未能有效开发西南的云贵地区，因为这一地区属于山地，无法大规模地种植水稻，这样便限制了国人的迁入。可是，当中国有了玉米、番薯、辣椒等旱地作物之后，国人就可以大量进入，成功地实施开发。
明朝的海军力量究竟有多强大，这是一个令人迫切想知道的问题。英国学者李约瑟认为：“在明王朝的全盛时期，大约在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明朝的海军力量远远胜于在历史上任何时期亚洲其余国家的海军，在同时代，欧洲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与之匹敌，甚至他们联合起来也比不上明朝海军的力量。”有学者研究认为，在永乐年间，明朝水师所有的船只加起来大约有3800艘，1350艘巡逻船和1350艘战船去保护着各个驿站（卫和所）或者岛屿基地（寨）。在南京附近的新江口驻有一支400艘大型兵船的舰队和400艘运粮船。除此之外，大约还有超过250艘的“珍宝船”，或者称之为“宝船”。宝船上的乘员量在1403年大约是450人，到宣德五年（公元1431年）增加到690人，而船只的最大容量很明显能超过1000人。有超过3000的商人随时作为辅助力量，还有许许多多的小型船只起着来回载人和传达命令的作用。这种宝船的发展始于1130年，到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达到了它的顶峰……”
1433年，宣德八年，62岁的郑和于归国途中，积劳成疾，在古里（今印度卡利卡特）病逝，七月船队回国，宣宗赐葬南京牛首山南麓。一代伟大的航海巨人就此陨落了。
明朝在朱元璋和朱棣当政期间大力作为，终于奠定的了明朝的大国地位。尤其是明成祖朱棣派遣郑和下西洋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我个人认为郑和七下西洋，其意义主要表现为如下几方面：
其一、郑和的航行从科技上标志着当时中国具备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造船和航海技术，以及世界上最丰富的天文地理知识，同时还表明了明朝具备先进的完整的管理大规模系统的能力。而且郑和航行极大地促进了这些技术、知识和能力的发展。
其二、从政治上讲，郑和的航行将明朝的国力，事实上，也是将整个中国古代史、将中华文明的第二次上升周期推向了顶峰。郑和在航行的过程中访问了亚非三十多个国家。这三十多个国家都接受了明朝皇帝的册封，向明朝称臣，成为了明朝的属国。此举毫无疑问使明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具影响力和控制力的国家。为此，郑和在亲笔所撰的《天妃之神灵应记》中自豪地宣布：“皇明混一海宇，超三代而轶汉唐，际天极地，罔不臣妾。”而明末杰出的军事科学家茅元仪在《武备志》写道：“唐起于西，故玉关之外将万里；明起于东，故文皇帝航海之使不知其几十万里……当是时……郑和，亦不辱命焉。”可见由于郑和的航行使得明朝的成就超越了汉朝和唐朝，形成一个新的文明高峰。
其三、从经济贸易方面来说，郑和的航行使得中国控制了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战略黄金通道，直接促成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等各种制成品的大量出口，并且导致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明朝时中国拥有世界四分之三的白银储备，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云南大学林文勋、吕昭义两位教授认为“有明一代，正是中国白银货币日益发展并最终取得法定货币资格的重要时期，这与郑和下西洋促进全球贸易体系的形成是分不开的。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中国，是明代中国乃至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经济发展的一大动力和源泉，它所起到的不仅是中国而且是具有世界性意义的积极作用。”
其四、郑和不仅是位实干家，而且他是伟大的海权理论家。根据法国学者朗索瓦·德勃雷所著《海外华人》一书，郑和从理论上提出“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海洋，危险亦来自海上……一旦他国之君夺得南洋，华夏危矣。我国船队战无不胜，可用之扩大经商，制服异域，使其不敢觊觎南洋”的正确战略。郑和之后的历史事实证明了郑和正确的战略眼光，也证明中国的发展和生存都是离不开经略海洋这个重要战略的。
其五、郑和航行保障了中国的海上安全，树立了中国的领导地位，维护了世界的和平以及促进了全球的经济繁荣。正如郑和所说“及临外邦，番王之不恭者，生擒之，蛮寇之侵略者，剿灭之。由是海道清宁，番人仰赖者。”这样一份对于中国来说弥足珍贵的安全保障延续了四百年的时间，直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才被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