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融资的不系统性以及如何克服它
上一期《专家》发表的文章“全球气候议程的挑战”联合开发委员会最后指出，需要建立一个全球可持续气候融资系统。但是，这一体系能是什么？特别是，它将如何与1973年以来基本上具有全球化经济联系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货币基金组织)或以货币基金组织为核心的全球金融稳定网络(20国集团最后声明中经常提到的全球治理的主要成就之一)有什么关系？挑战是什么，最重要的是，该系统是如何设计来应对这些挑战的？
修复四个系统错误
看来，气候融资的四个系统性错误需要纠正:与所选择的解决方法直接相关。
第一。虽然“巴黎气候协定”是在2015年签署的，但直到最近，筹备和实施从现代经济到低碳经济的过渡(或适应)项目才受到密切关注，特别是20国集团，因此，花了7年时间才得出一个明显的结论：在逐步淘汰化石燃料之前，不应优先资助“理想”气候项目(例如风力或太阳能发电厂)，而应优先考虑有助于经济适应的项目，更确切地说，是其个别部门(电力、运输、城市)。旨在减轻能源过渡对经济实体和人口的影响。
不仅有利于经济，也有利于人民
这一问题已开始在各种国际平台上作为“公正过渡”的概念向前推进，人们对这一概念的理解是，新能源系统将造福社区和人民，而不仅仅是经济。在这方面，印度尼西亚20国集团轮值主席国决定将为过渡/适应气候项目筹资的共同框架置于其议程的中心位置，这一决定已变得非常合乎逻辑。正如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在现阶段我们只能谈论一个非常平庸的结果，这是事实。
第二。押注私营部门依靠国家气候融资分类法并利用全球和国家金融市场，将是气候融资所需数量和“质量”(在术语和结构方面)的可靠来源，这是错误的。这种投资，特别是在能源过渡阶段，不仅在数量上极其昂贵，而且从商业角度来看也特别危险。因此，如果没有充分的公众参与气候融资，私营部门不可能单独为有关项目提供可持续和可预测的资金。
市场融资:未知之路
第三。以市场条件为这些项目提供债务融资--而且它占主导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通往未知的途径，因为它有许多局限性。主要问题是需要在短期内偿还本金和支付利息，通常是在项目本身产生资金流动之前。此外，在债务融资方面，贷款和信贷将确保特别是向发展中国家转让先进的、特别是过渡性的气候技术的前景尚不明朗。最后，在全球经济的现阶段，主权国家和公司的债务负担已经达到创纪录的水平，利率急剧上升，包括美元和欧元融资。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利用借款作为过渡/气候项目的资金来源，会严重增加其他风险-主权和公司债务人大规模破产的风险，以及全球金融稳定的风险。
富裕经济体的温和计划
最后，发达经济体，即相对富裕的经济体，在采取适当措施以确保直接(通过公共预算)或间接(通过监管和消除风险做法，以及通过公共开发银行的贷款)公众参与气候融资方面进展缓慢。虽然几十个司法管辖区已经承诺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但其中只有11个国家宣布了国家财政脱碳计划。与此同时，在所需数量的背景下，国家支出数额仍然很小。例如，在欧盟，包括欧洲投资银行(EuropeanInvestmentBank)贷款在内的能源转型方面的官方支出，计划到2030年达到每年1万亿欧元，这是绿色协议和所谓的“净零时代绿色协议工业计划”的一部分。
美国的气候融资计划是足够温和的，尽管估计支出的确切数额很难计算，因为它嵌入在各种联邦预算项目和联邦计划中。因此，在2050年之前制定的美国经济向零排放过渡的计划提供了6500亿美元的公共开支。许多噪音，特别是在欧洲，是由美国的通货膨胀法案引起的，该法案规定以补贴的形式向美国的“绿色”公司提供预算拨款。但在这里，公共开支每年也不会达到1万亿美元。同时，根据国际组织(经合组织、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其他组织)不断调整的估计，全球气候融资每年需要4至5万亿美元。
整合资本流动
银行业和学术界越来越多地认为，动员“气候资本”的使命不能完全托付给私营部门和金融市场。越来越多的专家认为，公共资金和适当的气候政策以及适当的金融(银行)监管是正在审议的任务中的关键因素(促成因素)。例如，银行零排放联盟(2021年12月)的一些声明明确指出，要实现脱碳，就必须确保私人和公共资本流动“共同合作”。此外，根据联盟的说法，有必要为私营部门编写“游戏规则”，因为在准备投资决策时，银行不能仅仅依靠技术变化或客户行为的变化(这是当局押注使用“绿色”金融分类法的直接暗示)。
建议优先考虑“实现零选举金融架构的全面成熟”。另一个协会，即人人融资联盟的成员也作了类似的发言，其中包括大多数全球(多边)开发银行以及几百个区域发展金融机构。然而，与联盟不同的是，包括WEB.RF在内的联盟成员更倾向于建立全球系统，将其作为一种更为适当的气候融资办法。
上述估计清楚地表明，私营部门愿意在全球气候议程上与国家接触，前提是对西方经济体现有和持续的气候融资办法进行调整，使之成为有效的系统性办法。同时，在这一制度的框架内，上文提到的审议中领域的瓶颈将得到扩大，特别是将增加过渡项目的国家和公平供资。下一步是在全球一级达成协议，建立一个金融体系，其机制和规则可以为气候项目提供可预测和可持续的融资。目前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是在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出现的，它不太适合这种情况。
加-系统工作，减-过度成本
气候/过渡融资的“系统”方法有很多原因。
首先，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需要采取适当和规模的行动，和参与措施，过去没有类似的东西。
其次，各利益攸关方（政府、国际组织，项目发起人及其债权人/投资者）承担额外和不合理的费用，例如，逐步形成的国家和全球绿色（可持续）金融市场的碎片化。这样的场景是可以避免的。在事先制定和多边商定的规则框架内进行互动，程序和程序，一是系统地工作。
第三，进入全球金融市场的资源主要由发达经济体的“绿色”项目发起者提供。对于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来说，这种机会很难被界定为可预测和可持续的。看来，通过一项国际协定或其他文书正式确定的关于南南合作框架的多边协定，将克服缺乏投资信用评级的经济实体在它们可以接受的金融条件下参与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必要性和能力之间的矛盾。
关于调整已确立的气候融资做法的重要性，应提及多边气候融资系统参与者积累的资源。根据世界经济论坛(WorldEconomicForum)的数据，截至2020年年底，商业和公共开发银行、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主要是机构投资者)持有的全球金融资产已达到130万亿美元，根据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的数据，全球金融资产已达214万亿美元。这些数字意味着，原则上，全球债务和股票市场有足够的财政资源来满足对气候/过渡融资的需求，特别是因为它们的数量远远不够。但是，应当考虑到，在目前阶段，上述资金已经投资于股票、债券、贷款和其他金融工具，其中大多数是由政府、公司和银行发行的，远远没有“绿色”。
全球变暖的挑战
在这方面，还必须考虑到以下事实：布雷顿森林货币和金融体系以及取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现代货币基金组织是在化石燃料(首先是煤炭，然后是石油)作为能源基础时诞生的，后者为战后的发展问题提供了解决办法。今天，人类面临着全球变暖带来的完全不同但同样严重的挑战。根据这一观察，格拉斯哥零排放金融联盟(在公共空间称为GFANZ)得出结论认为，有必要“重启”货币基金，使其能够提供“绿色”过渡。
同时，出于客观原因-需要依赖发达经济体的金融能力、使用储备货币以及国家和全球金融市场的基础设施、使用现有的金融交易标准和做法-气候金融系统显然必须包括现有多国金融服务的要素。这些机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例如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这些是标准制定机构，包括2022年成立的可持续发展国际报告标准理事会等专门组织。这些是理事和监督机构--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它们是国际货币和金融委员会，以及国际清算银行及其监管机构：银行咨询委员会、金融稳定委员会和其他机构。
关键问题-风险管理
在气候系统中，利害关系方(气候项目发起者-政府和经济实体)可以利用现有的但适应气候议程的金融工具(贷款、债券、股票、担保和保险产品，例如绿色债券和“绿色”贷款)，以及主要与风险管理有关的规则、程序、指示和其他法律/监管文件，这些文件主要涉及二级市场的发行和流通。在多边一级达成协议是关于气候融资组织的讨论中最困难的方面，因为发达经济体不愿改变货币基金框架中的任何东西，而且它们希望“调整”以完全适应所谓的国际金融架构的新现实，而“建筑师”的名字无人知晓。还需要确保，可能作为全球金融体系的一个单独部分，SSUF的参与者无法作出威胁多国金融服务部门稳定的决策和采取行动。
安全气囊功能-多边基金
全球可持续气候融资系统，显然，它不需要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样，作为一个法人实体，一个拥有自己支付资本的国际组织。已经建立的多边气候基金可以全部或部分地充当“货币袋”。一是“金融安全枕头”。也许吧在某个阶段，其中一个将需要补充资本，以确保系统的有效运作。
同时，由于气候融资的各种做法和办法持续存在，这取决于国家经济和分类的具体情况，因此，SSUCF需要类似MIFC。也许它可以成为联合国系统的一个机构，例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财政倡议，该倡议已经成为气候议程和可持续负责任的筹资议程的一部分。可以由诸如多边金融和气候委员会(红十字与红新月联会)等合议机构管理一个单独的系统，该委员会的成员将由各职位候选人的个人专长决定。
SSUCF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克服气候融资既定市场做法的主要矛盾，即在气候项目的发起者和金融中介方的供给方面形成对资源的需求。同时，参与者必须作为一个系统进行互动，使他们的能力和能力相互补充，使气候资本的跨境流动可持续、可预测和包容。看来，只有采取系统的办法，才能预期气候融资的足够数额和条件能够实现“巴黎气候协定”的目标。